《中国周刊》眼中的襄阳
《中国周刊》2011年3月发文《古城归来》对襄阳的历史、现状、焦点、矛盾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思考，虽然其中有关城市发展中的一些带有共性的社会话题对冬泳人而言显得有些大，但对关注襄阳的朋友来说这确是一个客观了解襄阳的好文章，特转发以共享之：http://bbs.china-ws.org/data/attachment/forum/201112/07/1002199id6n9dic99iauim.jpg 襄阳：古城归来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湖北襄阳报道
［内容简要］：这座有着两千多年文化积淀的古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突然迷失了自我。重新恢复原来的名字，能唤回往日的荣光吗？
http://www.chinaweekly.cn/upload_files/other/_20110323130317_yCYRU.jpg 带一本金庸小说去襄阳，也许还没等找到郭靖、黄蓉拼死守城的一鳞半爪，你就被这里混乱的地名弄晕了。
“襄樊”、“襄阳”、“襄城区”、“襄州区”，走在襄阳市的大街上，似乎满眼晃动的都是“襄”字。
争夺诸葛亮
当地媒体的同行们说，之所以会有这么复杂的地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行政区划上的多次调整——
建国之初，这里同时设有襄阳行政区专员公署和襄阳县政府两级行政机构；到了1950年，襄阳县里又独立出来一个小的县级市襄樊，都归专员公署管辖；“文革”后，襄樊市的管辖权被湖北省收走，但级别没变，仍然是县级市；直到1983年，地区一级的襄阳行政机构撤销，襄樊市才变成地级市，接管了包括襄阳县在内的周边几个县市；再后来，襄阳撤县建区，襄樊市里又增设了一个襄城区，整座城市才大致有了今天的轮廓。
这一次由襄樊更名为襄阳，似乎背景与以前几次有很大不同。
2010年12月2日，更名的消息刚一公布，与其相邻的河南南阳市就炸开了锅。在大河论坛的“今日南阳”板块，一天就涌现了上百条议论此事的帖子。
从明朝开始，襄阳和南阳就为争夺“智圣”诸葛亮闹得不可开交。清代官员顾嘉蘅还曾为此写下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到了近现代，两地之间的芥蒂积累得更深：1990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特种邮票，其中有一张是“三顾茅庐”，襄樊和南阳争夺首发仪式举办权，邮政部门不得不在两地各举办了一场。前不久，新版电视剧《三国》热播，因为里面不提南阳，直接说诸葛亮居住在襄阳的隆中，据传惹得南阳一位市民怒砸电视机。
南阳人大多认为，襄阳改名，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城市之间“战争”的延续。似乎是为了表达某种情绪，他们在大河论坛里提议，将“今日南阳”板块干脆也改成“躬耕南阳”，结果短短几天之内，就获得了超过半数网友的支持。
于是，2011年1月1日这天，与襄樊所有机关统一更名同步，互联网上的“今日南阳”改成了“躬耕南阳”。
但襄阳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跟南阳抢夺旅游资源。一位本地学者说，襄阳这边“投资招商占的比重更大”。
在襄阳，流传着这样一个与招商引资有关的小段子：几年前，一名本地政府官员前往日本公关。他向日企介绍了半天襄樊，结果对方还是不为所动，因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城市”。彼时，日本正风行网络游戏“三国”，官员跟对方说，“襄樊就是以前的襄阳，诸葛亮读书学习的地方”，没想到，后来竟促成了合作。
不管是真是假，屹立在襄阳体育场旁边的诸葛亮铜像，都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距离铜像不远处，有一个新落成的大型商务广场，里面有万达影院、皇冠假日酒店和长长的室内步行街。这也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成果。
据说，为了这个项目，当地的书记和市长曾几次游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当地百姓也学着借起了诸葛亮的东风。一些贩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店，把诸葛连弩、孔明灯和鹅毛羽扇摆到了显眼位置。店主强力推销的还有一种叫做“孔明菜”的特产，就是切成细丝的、腌好的大头菜。据说这也是诸葛亮的发明。
华夏第一城池
相对于诸葛亮文化的妇孺皆知，“郭靖、黄蓉守城故事”，在襄阳却没怎么荡起涟漪。 在襄阳博物馆里，正在展出城市发展简史，里面必不可少地有宋元襄阳之战的内容——
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将围攻襄阳，南宋将领吕文焕退守城池苦等援军。作为“华夏第一城池”的襄阳古城，城高池深，元军奈何不得，只好切断所有物资通道，使襄阳沦为一座孤城。最终吕文焕弹尽粮绝，出城投降。
许多年以后，金庸正是在这一史实基础上，衍生出了充满侠骨柔肠和悲壮情怀的武侠故事——
《神雕侠侣》第22回，中年黄蓉在一片战火中产下一双儿女，因为身在襄阳，又与蒙古军队打仗，便分别为他们取名“郭襄”、“郭破虏”；第39回，郭靖黄蓉再次镇守襄阳城，这时，蒙古第一国师金轮法王绑架了已经长大成人的郭襄作人质，不料郭氏父女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依然杀强敌、卫黎民。
在这部书里，金庸没有交代故事的结局。直到后来又出《倚天屠龙记》，人们才从灭绝师太口中约略知道：苦守多年之后，襄阳城破，郭靖夫妇和儿子郭破虏均自杀殉城，只有郭襄凭着父母锻造的倚天剑逃过此劫。
年届七旬的城市规划师陈家驹这样看襄阳古城：它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占尽了地形之利。另外，还有8.5米高的城墙，130-250米宽的护城河，和加设在城门口的瓮城，如果处在冷兵器时代，即便你骁勇善战，也很难攻进这样“固若金汤”的城池。
不仅城池坚固，襄阳城还有非常险要的军事地位。这里地处川陕荆豫交界地带，一条横亘在中部地区的“秦岭—桐柏山—大别山”阻塞了南北交通，唯有在襄阳和南阳之间留有一道小小的缺口。在古代，北方的军队想要南下，这里几乎成了必经之路。
一条从西北流向东南的汉江，从城市中间穿行而过，更增加了襄阳的地理优势。陈家驹说，军事割据时期，北方的军事物资可以经由这里向南方调运，在汉唐大一统的和平年代里，南方的贡赋则通过这里流向北方的都城，使这里成了历史上重要的转运港。
登上濒临汉江的临汉门城楼，大半个古城尽收眼底。一座座青砖瓦屋和包围它们的破旧城墙，显得苍凉沉郁。隔江对望的樊城区是钢筋水泥的丛林，把远处的高楼与近处的城头兵甬圈进同一张照片，顿时有种“不知今昔是何年”的错愕感。
在襄阳，一直流传着“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说法，大意是说，襄阳城虽然易守难攻，樊城却刚好相反，洪水一来，整个城都有可能会被淹掉。
外乡人不通这里的水性，来到这里往往因此吃大亏。在遥远的三国时代，曹军大将于禁和庞德就曾丧命于此——
公元219年，名将关羽率军攻打樊城，曹操派于禁、庞德率领七支大军增援。大军错误地把地势低洼的罾口川当成了驻军之地。时值秋八月连阴雨，汉江暴涨，罾口川很快被淹。关羽乘机发起进攻，活捉了于禁，斩杀了庞德。这就是历史上赫赫声名的“水淹七军”故事。
除了这些热闹的战争段子，襄阳人喜欢提及的，还有这座城的雅致。
这里是“田园诗人”孟浩然和大书法家米芾的故乡，“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也曾在此逗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登楼赋》名篇。李白、李贺、张柬之等人也在这里写下了同题诗《大堤曲》，描述了古时襄阳的繁华。
襄阳人热爱他们。鹿门寺、米公祠、仲宣楼等旅游景点，早年就是为纪念这些文人雅士而建。
如今，走在襄阳大街上，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书画培训班；跟这里的年轻人聊天，他们也喜欢拿出自己写的诗给你看。
沿着宽阔平坦的沿江大道，可以找到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陈老巷，这是一条长约180米、宽约两三米的狭窄巷子，在港口繁荣的古时，曾汇聚过南来北往的万千商旅。60多岁的史阿伯住在这里有50多年了，他喜欢指着一间间破旧的老屋向人介绍，“这儿以前是染坊，那儿是颜料厂，旁边一家卖针头线脑，再往后是百货商行……”
小巷再往后，有一处雕梁画栋的残损戏楼，上面挂着的文保牌显示，那是明清时期的抚州会馆。根据陈家驹提供的文史资料，明清两代光建在这里的会馆，就有山陕、中州、黄州、抚州等近20家，另外还有数不清的大小店铺和手工作坊。
在著名的老街区“九街十八巷”，现在依然保留着它们当年的老名字：机纺街、油坊街、皮坊街、瓷器街、炮铺街、麻鞋湾、铜鞮巷……
三线！三线！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在汉唐，襄阳大约可以像今天的深圳一样，足以拥有重要经济中心的荣耀。 襄阳市社科联副主席陈新剑分析说，自南宋以后，全国性的政治中心陆续向东或向北迁移，襄阳先是失去了军事战略优势，后来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发展，漕运上的地位也受到挑战。所以，尽管明清两代襄阳港依然兴盛，但整个城市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已经开始慢慢落后于苏杭。
到了近现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在襄阳设有战场，几乎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不光外地客商全部跑路，本地百姓也伤亡惨重，包括会馆在内的建筑、居民区，在战火中频频被摧毁。
1984年出版的《从零起步的襄樊》一书，描述了新中国初期当地遗留下来的惨状——“整个城市只有一台五千万的发电机，它的动力机还是襄阳军分区在解放战争中的缴获品……”
襄樊本土作家王伟举看到这则材料，第一反应是很吃惊，“这是那个文人雅士反复吟唱、留下无数动人诗篇的襄阳吗？” “后来想想，那时候还真是穷。”1967年，少年王伟举罹患风湿病，父母带他到襄樊一家医院诊治，沿途景象十分破烂，“就像一个大菜场。”彼时，原本被称为“七省通衢”的水路商港襄阳，在大小报章的报道中常被描述成“偏远的鄂西北”。
后来，直到1970年汉丹、焦柳、襄渝等三条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原本只靠水陆的交通状况才得以彻底改善。 较长一段时期里，襄樊给人留下的印象仍然是“土”。王伟举记得，1970年代他去武汉开会，中间不经意说了几句襄樊话，还会受到同省其他地方人的嘲笑。
不过，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时候，一场由“三线建设”而引发的工业化浪潮在襄樊开始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美苏冷战和中苏关系恶化影响，国家开始把大型工业和军事工业向内地山区转移，襄樊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时很快便成了“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地区。一大批现代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相继落户襄樊。
1969年10月，国家号召大力发展民用电子工业。襄樊市就把几个只会修收音机的五金工人组织起来，扶持他们创办电子仪器厂。后来，国防科工委下属研究所的几个襄樊籍技术员，说服了市领导，决定生产电视机。结果，在1970年9月，还真生产出了湖北省第一台电视机。这比后来的四川长虹还早了好几年。
另一家由605地质大队家属创办的电容器厂，后来转型做计算机外部设备，他们花了好几年时间，研制出了一款宽行汉字打印机。1982年这款打印机被用于中共十二大选票处理，还受到了《人民日报》的点名表扬。
王伟举在他的报告文学《世纪沧桑》里，记录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襄樊盛极一时的辉煌——
先是一大批与电子有关的新兴企业在当地兴建，然后随着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一大批科技型知识分子像倦鸟归巢一样来到襄樊。在“文革”还席卷全国、多数人忙于搞“斗争”的时候，襄樊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知识分子当成宝贝挖了过来。在这里，知识受到了尊重。
根据王伟举的讲述，当时有个叫曹野的市领导，不惜打破僵死的户籍限制，公然承诺“可以给引进的科技人才解决住房、职称、家属户口、子女工作等一系列问题”，一时间，把那些正在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们感动得直掉泪。
一个叫雷成斌的干部曾经历过当时襄樊组织的进京招贤活动，他向王伟举描述说，“我们住在国务院第五招待所，每天都有大批科技人员主动找来，甚至还在招待所门前排起长队”，“这响动弄大了，中组部忙给湖北打招呼，让襄樊注意影响。省委才让工作组从北京撤回来。”
十年耕耘，一朝收获。1982年10月，全国科技授奖大会表彰了襄樊，“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上缴给国家的利税翻了一番多”。1984年，《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的新兴城市》丛书出版，其中，《从零起步的襄樊》以第一本的姿态率先发行。襄樊很快与常州、苏州、佛山、沙市等一起，被媒体并称为“十大新型工业明星城市”。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襄樊人仿佛又重新获得了历史上的那份荣耀。
王伟举在他的报告文学里动情地写到，“在当时的全国人民心目中，襄樊是一座令人向往和尊重、一座令襄樊人自豪并骄傲的城市。”
明星城陨落
可惜的是，这份荣耀后来没能一直持续下来。
进入1990年代以后，整个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襄樊没有赶上这波潮流，很多传统企业迅速走向了没落。
襄樊电视机厂2004年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王伟举跑去探访破产的原因，时任公司总经理的李祖安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
原来他在厂里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收条子”，厂领导通常都会开一个带有特殊标记的条子，让李祖安视情安排：一般来说，如果条子后面带一个点，就说明这是重要关系，得立刻给电视机；如果带两个点，关系就相对次要些，可以拖拖再发货；如果是一个点也没带，就纯粹是厂长碍于情面应付一下，可以不给。
王伟举感慨，“厂长的智慧都用在这方面，哪有心思去谋发展！”
有的企业甚至连市场经济都没等到，自己就先被自己困住了。那个生产宽行汉字打印机的计算机外部设备厂，消失于上世纪80年代末，直接原因是日本同类产品的冲击，背后却有资源调配、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等诸多问题。
王伟举曾找到这个厂的老厂长芦殿林。芦殿林跟他说，十二大之后不久，很多中央部门要求订购他们的打印机。可是，当时厂里没有生产模具，所有零件都得靠工人和技术员手工敲打，后来很多单位把钱打过来了，厂里却无法交货。
芦殿林曾几次向主管部门打报告申请铸造模具的资金，但迟迟得不到批复。后来日本同类产品进入中国，做工精，价格低，厂子撑了没多久就倒了。
更糟糕的是，计划经济下的权力滥用还滋生了严重的腐败。
2003年10月17日，《襄樊日报》头版刊出了依法罢免孙楚寅市人大代表资格的消息，文中称孙“利用职权，在为他人提拔、调整职务中，受贿数额巨大，涉嫌犯罪，且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多名女性发生两性关系”。
孙楚寅，自1991年任襄樊市委副书记，后兼任市政协主席，1996年任襄樊市委书记，直到2002年底案发被“双规”。根据媒体报道，孙楚寅案共牵扯到74名当地干部，其中在襄樊市相关单位及县市任职的“一把手”就有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不少当地支柱国有企业，“在这次官场腐败中，几乎‘沦陷’。”
就这样，襄樊在最关键的经济转型期，错过了重要的“黄金十年”。到2003年，百强城市名单中，苏州和常州分别排在了第20和27的位置，而曾红极一时的襄樊，则榜上无名。更让当地人脸上无光的是，同为湖北省地级市的黄石和十堰，也都进入了百强城市之列。要知道，在湖北，襄樊一直是仅次于省会武汉的第二大城市，无论面积还是城市规模。
这时，襄樊市从官方到民间，无论公务员、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城市面临的尴尬。带有官媒性质的《襄樊日报》还专门为此推出了一组题为“对比与反思”的系列报道。
现实生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襄樊的昙花一现，主要得益于开明的人才政策。现在，这座城市面临的尴尬，也正是人才问题。
它不再能够吸引青年才俊，甚至许多本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读完大学后，也都不约而同地离开了。
30岁的聂海锋现在在西安一家房地产策划公司上班，他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1999年从襄阳一中毕业，然后到陕西读了大学，学成后基本上没做什么思想斗争，就决定留在西安工作了。
同样选择离开的还有王伟举的女儿，读完博士以后，她留在上海教书。“没想过要她回来，她也不想回来，回来好像也没有特别适合她的工作。”王伟举太太微笑着说。
这并不表示他们不爱自己的家乡。2009年2月，聂海锋把他的拳拳之情写成文字，匿名发表在“东湖社区”的襄樊论坛上，这则两万多字的长帖，里面援引了大量数据和图表，逐一分析了襄樊的不足。半个月后，襄樊市市长李新华看到了这则帖子，把它带进了市政府的办公会，建议“各部办委局的同志们都看一看”。
聂海锋很快出了名，襄樊市的大小媒体都来采访他。但带有官方性质的媒体则在采访后噤声。“后来有朋友悄悄告诉我，帖子里剖析不足的那部分，让一些老领导不高兴了。”
对这些客居异乡的襄阳人来说，他们大多支持城市改名为襄阳。原因大抵是，每次跟人介绍自己，说襄樊较少有人知道，说襄阳却众人皆知；而那些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年轻人，却大多抱“反对”或“无所谓”的态度。他们已经习惯了襄樊这个伴随他们成长的名字。
同意也罢，反对也罢，谁都无法抵挡一座城市进化的脚步。
2006年，80后青年李长风大学毕业，也像其他同龄人一样闯北京、闯深圳，折腾了一圈之后，他忽然发现，外面的节奏都太快了，人们脸上看不到任何快乐。于是，他又重新回到老家襄樊，过起悠然自在的小生活。
在这个城市最具休闲气息的人民广场上，有一天李长风触景生情，用方言重新填词唱起了襄樊版《吉祥三宝》。他归纳的“襄樊三宝”是面条、俩娃（女孩）和三轮儿，一个被高度具象化的经典生活场景是：男孩早晨起来，到街上要一碗油汪汪的牛杂面，吃完后喝一杯五毛钱的黄酒，然后心满意足地叫辆人力三轮车，拉到广场上去看女孩儿。
对于大多数的市民来说，那时的襄樊还是个十分安逸的城市：冬天不算太冷，夏天也不太热；东西不贵，吃一大碗面，也就三五块钱；市区集中，医院、学校、超市都近在咫尺，由家到单位，即使跨区，坐上半小时的公交车也就足够了。
如今，短短四五年的时间过去，这个城市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楼变高了，房价也翻了好几番；汽车多了，交通也开始变得拥堵；人们的心也不再平静如初，广场上看女孩的少年少了，“俩娃”们也在忙着兼职赚钱；街头的摊贩们看到外地人走来，会熟练地跟你套近乎，“老板，过来看看吧……”
和很多处于高速发展期的城市一样，襄阳在短暂迷失之后又走上了经济发展的新轨道。当地政府除了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以外，还抓住“东风汽车”生产基地等产业优势，建成了一些工业园。很多郊区的农村，现在也被圈进了城市的怀抱。
有人喜欢这样现代的城市，也有人怀念以前的安逸生活，复杂的情绪在空气中流淌、发酵，然后伴随着城市更名的消息一起，渐渐淹没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我心飞翔冬泳 发表于 2011-12-7 10:4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襄阳：古城归来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湖北襄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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