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 我国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因病于昨日在北京去世。冯先生的女儿冯陶介绍说,去年秋天父亲的病情加重,由肺部感染引起其他脏器的衰竭。医生曾报过很多次病危,但他的生命非常顽强,每次都挺了过来。昨天,92岁的父亲昏迷着离去,没有太大痛苦。
■女儿冯陶:父亲让我们喜欢上文学
父亲住院大概有一年零十一个月。几年前住过半年医院,后来回家基本一直卧床,卧床时间长了,肺部感染,在2003年非典以前再次住进了医院。2003年11月父亲开始用呼吸机。用上呼吸机之后,父亲就不能说话了。之前,他还能说一些,但不太清楚,也比较简单。但是感情流露是有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病房里和护工说话,以为他睡觉了,说话没注意,说到他的老伴黄宗英回上海,他马上就把手伸到空中,像要抓住什么。我们吓坏了,就赶紧安慰他。这次病重之前,从他的眼睛里还能看到感情的流露。我去医院看他,叫他“爸爸”,他就把头转过来,看着我,但是没办法说话了,我想他心里是在想着什么的。高兴,就看着护工笑;护士来打针他不喜欢,就伸出手要打人。去年10月,黄宗英到医院看他,他也比较激动,监视仪显示心跳加快。他的散文是我们学不来的,非常清淡,好像是白描,但内涵丰富。我是学医的,不太会写东西,父亲让我们喜欢上文学,喜欢读书。
■漫画家丁聪:我是“护冯委员会”一员
我和冯亦代是1937年在香港认识的,到现在快70年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从香港回到北京,先后都在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工作。我在《人民画报》当副总编,冯亦代分到外文出版社出版部当副主任。后来,因为历史原因,大家又没有联系了。直到1979年《读书》杂志筹备创办,我们又成为同事,经常为杂志编辑工作见面、讨论。冯亦代在《读书》上有个栏目叫“西书拾锦”,介绍国外的作家、作品,我给他介绍的外国作家画肖像。他这个人非常热心,喜欢帮助人,很温和。有一次我生病,住在北大医院,冯亦代的女儿在那个医院工作,知道了回去就和她妈妈说了。没想到我开了刀之后,他们就送了鸡汤来,第三天又送肘子汤。他行云流水的散文和丰富多彩的“海外书讯”受到广大读者的钟爱,他的为人受到同道的尊敬,他的健康受到圈内老朋友们的关爱。1982年他住院后回家休养,门上被强行挂了一幅苗子的手迹:“少读书,少用脑,少会客,少开会,少抽烟,多休息。”署名是“护冯委员会的苗子、郁风、吴祖光、丁聪”等老哥们儿。 ■学者李辉:他耐着寂寞从事中西方文化沟通 冯亦代最早是个新闻家、出版家。上个世纪30年代抗战期间办英文的《中国作家》;而后又和郁风、徐迟等人在香港办文化刊物《耕耘》杂志,主编《电影与戏剧》杂志;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1979年参与创办《读书》杂志,成为一代老出版人。
冯亦代还是翻译家,最早翻译了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后来还翻译英国毛姆、美国辛格等人的作品。但翻译并不是他的主业,在我看来,他的重要贡献是写了大量介绍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文章。特别是《读书》杂志创办之后,将近20年时间,他每期在《读书》上发表专栏文章,介绍西方文化、读书内容的文章。他的“西书拾锦”成为中国读书界一大书评品牌,文章信息量大且很及时,对大家了解西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到他家去,能看见他家堆着董鼎山及其他朋友从美国、英国寄来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他觉得有意思的就翻译、编写后,发在《读书》上。
这种工作实际上是很寂寞的,而且费力不讨好。看很多资料,写的是两三千字的小文章。但那些短小的文章,对《读书》的读者来讲,却大开了眼界。他耐得住寂寞,痴迷于中西方文化沟通。有的时候,我去找他聊天,他会兴高采烈地和我说,过了好几天想到一个恰当的词语表述英文词汇的那种快乐,真是无法形容。他把浪漫的文人的气质、严谨的翻译、寂寞的书评介绍糅合在一起。
■《读书》编辑吴彬:冯老请我们作序
冯老是一个少有的大好人。对于我们晚辈,当年刚刚参加工作,20多岁,工作中总会有胆怯。而在那些老先生和大学问家面前,我们也没有想到在工作中能够有多少创造性。也是面对我们这些晚辈,冯老鼓励我们的方式就不一样。他看到我们有一点可以发扬的地方就毫无保留地夸奖,让我们感到一种温暖和放松。当时冯老自己出书,请人写序,他周围无论是同辈人还是学者有那么多的名人可以找,但是他偏偏请我们为他的书写序。有了他这样的关怀,使我们在他面前毫无负担,甚至敢于胡说八道,因为我们心里十分清楚,他是实实在在关心晚辈。 ■萧乾夫人文洁若:他待人宽厚,不说假话 他待人宽厚,从不说假话,人品文品都很好,也很守信用。我与他早年间有一次接触印象很深,当时单位反右开冯亦代的批判会,因为萧乾也被打成右派,所以在我去参加批判会时当时的负责人就希望我回避,也就是那次我开始了解冯亦代,后来他和萧乾我们成了好朋友。冯亦代对作品中的文字看得很细致,包括对作品中“小水”和“小便”的译法的疑问,他都会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是一个很直率的人。
■作家张抗抗:他就像一本书不停地打开翻动
冯老是一位特别善良、淡泊名利、一生勤奋的人。在我们近20年的来往中,我每次去冯老家都会看到他在读书,五六年前,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向我询问起当时比较流行的霍金的《时间简史》,其实我也没有啃完这本书。这么一个老人却要向我借这样一本很难啃的书,说明他在不停地读书。他读书后还尽力把自己嚼过的东西再返还给读者,他认为这是知识文化本能的责任。他多次脑梗,一次次被抢救过来。五年前一次生病,我们去看他,当时他说话都困难,急得直哭,然而就是那样还关心我写了什么书,还要看书。他在病中写过一篇文章叫《难我不倒》,也就是这四个字支撑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在两三年前我们去看他,他还在读书,并很愿意与我们交流,他在不断地思考,对社会、对文化状态的忧虑也不时显露。他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他就像一本书不停地打开翻动着,想到这儿就让我感到有些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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