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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张宏良 （这是年初讲座内容的第一部分。讲座题目是《2008中国面临的世纪性挑战》，全文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改革宗教化的挑战；二是经济殖民化的挑战；三是政治官权化的挑战；四是“五有社会”落空的挑战。上面文章题目就是讲座第一部分原来的小标题，所属九个问题篇幅较长，需要时可选择其中一个或几个问题分别转载。发表时部分数字有改动。）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对形势的看法。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的形势，我想最准确最深刻的概括，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所讲的两个前所未有：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请注意，胡锦涛总书记讲的两个前所未有是无条件的，不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前所未有，不是共和国建国60年来的前所未有，也不是1840年以来的前所未有，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的机遇是什么呢？就是21世纪世界范围内东方文明的复兴，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由西方文化主导数百年的人类发展过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它正在把人类社会带入死路。目前这场世界性危机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以往工业社会所有的危机都是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而目前这场危机则是由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造成的，是人类社会由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的第一场危机，如同实体经济的危机宣告了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一样，目前虚拟经济的危机同样宣告了西方文明的历史局限性，这场危机将形成东西方文化世纪性交替的历史转换点，由此形成东方文明主导的新的人类发展进程，从而在客观上提供了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历史机遇。可以说，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替的十字路口展望未来，未来的中华民族将不仅仅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是要领袖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关于机遇方面，各类媒体一直在谈，尽管和我们说的机遇内容完全不同，但毕竟是铺天盖地都在谈，只是挑战很少谈，即便谈到挑战，也仍然是那些故意掩盖现实的老生常谈，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谈谈面临的挑战，集中谈一下四个挑战的第一个挑战：改革宗教化的挑战。 可以这样讲，解放思想是胡锦涛总书记从六二五讲话到十七大政治报告反复强调的一个理论核心，是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一个首要政治口号。环顾当今中国，可以说是解放思想的呼声响彻天地，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喊解放思想。官僚在喊解放思想，学者在喊解放思想，商人在喊解放思想，右派在喊解放思想，左派也在喊解放思想，甚至连汉奸买办、贪官污吏都在喊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无非就是要把人们从现有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今束缚中国的最大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是什么？ 改革精英对此的回答仍然是30年来的陈词滥调，把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甚至人类最基本的平等思想，看作是需要打破的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唯一不同的是思想解放的重点，由过去以打破社会主义精神枷锁为主，转变为现在以打破爱国主义精神枷锁为主了，这是由不同时期改革的不同任务决定的。过去打破社会主义精神枷锁，是为了推动私有化改革；现在打破爱国主义精神枷锁，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发展。如果说私有化改革是人民的悲剧，那么经济殖民化发展则是民族的悲剧，这双重悲剧都是打着改革旗号发生的。改革的宗教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牢笼和精神枷锁。 环顾当今中国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邪恶都打着改革的旗号，扒房子圈地，侵吞国有资产，抢占矿山资源，数千万工人被逼下岗，数百万妇女沦为娼妓，外资霸占中国资源，奴役中国劳工，廉价收购中国金融资产，中国的廉价资源廉价商品长江大河般源源不断流向西方，西方消费后又把毁灭环境的大量垃圾铺天盖地般倒向中国------，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以至与对任何行为不再进行任何解释，永远都只是简单2个字：改革！改革已成为强势集团为所欲为的代名词，无论他做什么都是改革，无论你反对什么都是反对改革，改革完全宗教化了，甚至其封闭性超越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宗教。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都有改宗弃教的自由，包括和尚尼姑都可以还俗，但是唯独对改革教不能有丝毫怀疑，任何对改革教的怀疑哪怕是只有一个字，都会立刻被传统媒体撕咬的粉碎。特别是那些天天叫喊信仰自由的右派，却不允许任何人有拒绝信仰改革教的自由，把13亿中国人民强行变成了改革教的教徒，在把一切邪恶东西随心所欲打上改革烙印的同时，又把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同样随心所欲地变成改革对象，并且规定不准争论，强制形成了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地位。 改革教现代神学统治的结果，同时毁掉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和自然家园。精神家园的毁灭，主要表现为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和民族创新能力的丧失：整个社会没有一物不造假，没有一人敢相信，没有一事能放心；最具创新能力的中华民族30年来发明创造等于零，甚至没有一本书，没有一部戏，没有一个理论家，没有一个文学家，没有一个艺术家，没有一个科学家。自然家园的毁灭，主要表现为青山绿水消失了，森林草原消失了，江河湖泊干涸了，矿产资源挖走了，耕地土壤板结了，春夏秋冬四季界限消失了，从卫星图片上看地球，我们周边都是绿的，只有中国如同一块森人的花白牛皮癣。生态破坏是对一个民族生存环境的根本破坏，不像经济崩溃那样经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过来，一旦出现生态崩溃，甚至连回头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今天不是十七、十八世纪以前，那时人们没有生态和资源危机的概念，对生态的破坏是有限的能够挽回的，今天的生态破坏会把一个民族推向死路，完全是一种刑事犯罪，是一种典型的反人类罪。 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实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社会的健康发展。可以说，在思想上彻底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根本条件。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到十七大赋予和谐社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具体内容，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民生路线，并在实际工作中取代了以往那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英路线。我们之所以称之为伟大的转折，就在于贯彻这条民生路线，是中华民族实现不流血转变的最后机会，中华民族已经被推到了内乱和崩溃的边缘。并且中国社会已经孕育成熟了伟大的民主力量，东方文化已经积聚凝成了伟大的民族自新能力，完全具备了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条件。 然而，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或许是最后的疯狂，或许是欺负胡锦涛不敢发动群众，中国强势集团和国际垄断资本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财富瓜分浪潮，就其财富掠夺的规模和速度来讲，甚至超过了1840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仅一年多时间里，外资就从中国几家大银行股份的买卖中获利超过万亿，正在从根本上摧毁着中央民生路线的物质基础。可见，不公开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而是想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在实践中悄悄转变原有政治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强势集团对社会的掠夺和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的掠夺，都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疯狂的状态，贫富分化已经把中国撕裂为彼此仇恨的两个极端，并且富人对穷人的仇恨程度甚至超过了历史上412大屠杀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进入了最后点火的倒计时状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和谐社会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中华民族即将面临社会矛盾大爆发的空前挑战。 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已到了不容拖延的最后历史关头，已是化解矛盾、转危为安、避免武器批判的最后选择。虽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批判的武器能够避免武器的批判，作为肩负民族崛起大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和谐道路被彻底堵死之前，必须坚持不懈地高举批判的武器，团结亿万人民，支持胡锦涛新政，努力实现伟大的转折，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必然有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就当前而言，急需弄清以下9个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 第一，老百姓是不是人的问题。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体，而不是实现他人意志和利益的工具。这本来是500年前文艺复兴运动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可中国的老百姓又被重新打回到了500年前的中世纪，再次变成了神学统治的简单工具。唯一不同的只是，中世纪欧洲的老百姓是实现上帝意志的一个工具，现代中国老百姓则是实现GDP增长的一个工具。中世纪欧洲的老百姓是为僧侣活着，现代中国老百姓是为富人活着。 在富人眼里，老百姓不过是一群如同驴牛骡马般创造GDP的简单工具，甚至连驴牛骡马都不如，管理驴牛骡马尚且以要考虑死活，而中国改革精英实行的管理原则，则是“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根本不管死活。至到今天以人为本的口号已经喊了许多年，可是资本控制的中国财经类报刊，仍然坚持认为不管老百姓死活是具有经济学专业素质的表现，说什么经济学只管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不考虑劳动者死活，考虑老百姓死活是左派经济学拙劣的煽情手段，真正的经济学只考虑效率高低。如此一来，主流经济学便拉开了人间地狱的黑暗闸门，劳动者的悲惨世界开始了，既然要资源配置效率高，效率最高的办法就是不发工资，剥夺全部福利，超越生理极限地疯狂役使劳动者。过去曾经有句话，叫做劳动者做牛做马，后来则是连牛马都不如，役使牛马也要考虑死活，而役使老百姓则完全不用考虑死活，只要不造反就行。这种“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的管理原则，完全突破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奴隶时代的道德底线，即便是最野蛮残暴的贩运黑奴时代，也要以奴隶死活为底线，而不会以不造反为底线。当然，按照改革精英的私有化逻辑，老板摧残工人如同官员挥霍资产一样，是因为产权模糊造成的，只要明晰了产权，让资产归官员个人所有，工人归老板个人所有，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可见，单纯复辟资本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复辟到奴隶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才有希望得到根本解决。 对劳动者空前绝后的极端压榨，使劳动工资下降到文明社会的底线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老百姓工资占到了GDP的70%左右，可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2006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下降到了GDP的10%左右，中国老百姓不仅变成了国内老板的廉价奴隶，同时也变成了国际资本的廉价奴隶，甚至廉价到干脆不发工资的程度，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继非洲大陆贩奴运动以来第二次廉价劳动力浪潮。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那么丰富的资源却吸引不到外资，而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资源极端贫瘠，却能引来全世界资本竞折腰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极端惨烈的历史背景下，中央强行出台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劳动合同法》，旨在提高劳动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结束老百姓的悲惨世界。实事求是地讲，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类似的劳动法规相比较，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对资本都是十分温和的，即便这个法规得到全面贯彻，中国劳动工资占GDP比重仍将是世界最低的。可是就这么一个十分温和的劳动法，却引起了权贵和富豪排山倒海般的反对浪潮，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呼声响彻云霄，并且威胁要用破产，失业和经济下降的办法来打倒《劳动合同法》，虽然马克思早就讲过：“资本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像目前中国资本这样不加任何掩饰地如此猖狂，却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在思考中国资本特别猖狂的过程中，突然想起了中国八、九十年代大规模裁军和大规模扩警的问题，当时大规模裁军是打着经济建设的幌子，其实裁军的钱并没有用于经济建设，而是用来发展武警和保安（养保安同样是社会财富的扣除）了，这军警之间一裁一扩，反映了中国穷人和富人之间历史地位的根本变化，军队主要是对付国外侵略者的，武警保安主要是对付国内老百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就是通过武警和保安实现的。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一部分人能够先富起来是政策变化的结果，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依靠武警和保安先富起来的，如果不是把军队变成武警和保安，恐怕再过30年一部分人也不可能先富起来。中国的资本之所以特别猖狂，也是因为存在武警和保安的结果。 目前中国资本集团对《劳动合同法》近乎病态的疯狂反对，反映了中国背离人类文明发展已达到了难以想像的野蛮程度。劳动者的历史性解放一般分为四个阶段：以不造反为底线、不管死活的前奴隶阶段；以死活为底线并能维持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资本奴隶阶段；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阶段；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体阶段。当初白人在非洲大陆围猎黑奴，属于第一阶段；马克思批判的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属于第二阶段；目前北欧个别发达国家属于第三阶段；毛泽东时代属于第四阶段。而目前的《劳动合同法》不过是要把劳动者的地位提升到第二阶段，就引起了整个社会权贵和资本集团的疯狂反对，可见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该是何等艰难！难在哪里？难就难在中国的权贵富豪根本就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只把老百姓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工具，并且还是那种不花钱的工具！所以才把拖欠工资看作天经地义。如何能让中国的权贵富豪承认老百姓是人，哪怕是十分低贱的人，就是中国文明进程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进步，从目前权贵富豪对《劳动合同法》的极端仇恨来看，要达到这个程度还很难。所以我们才把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看作是伟大的转折，伟大就伟大在要实现这个转折是相当艰难的。 目前老百姓的历史地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同时也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问题。核时代的大国斗争将越来越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农业社会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工业社会主要依靠组织资源，新经济时代主要依靠文化资源，那么从斗争的角度来讲，农业社会主要依靠军事手段，工业社会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新经济时代则主要依靠文化手段。人类经过蒙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发展，正在进入更高阶段的人本主义社会，谁能适应世界的人本化、信息化、知识化、虚拟化和一体化发展，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人文价值观，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谁就能够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端，谁就能够主导世界。现代舆论生活中有个概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以至与到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程度，这就是所谓人权武器。人权武器的出现，说明大国之间的斗争方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意识形态正在取代飞机大炮，成为未来攻城略地的主要武器。80年代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扫荡天下独霸世界，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个武器。在毛泽东时代，这本来是我们对付西方国家的武器，80年代以后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对付我们的武器。之所以会形成这种颠倒，是因为中国人民曾经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被国内权贵富豪妖魔化为最黑暗的时代；而后来权贵富豪舞翩纤的时代，又被全世界斥为没有人权的时代。中国妖魔自己原有文化，追随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反倒把自己变成了真正的妖魔。如同一个被追随男人卖入娼门的良家妇女，本来打着追求爱情自由的幌子，结果变成了被逼天天接客的娼妓。 可见，虽然劳动者的非人化状态发生在改革后的中国，但是就其本质来讲是盲目引进西方丛林文化的结果，西方丛林文化的竞争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作为弱势群体的老百姓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从而形成了以劳动者的非人化趋势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把中国变成了本能支配自发淘汰的动物世界。如果站在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天西方丛林文化以及所衍生的各种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在中国发展到极端残暴血腥或许是一件好事情，可以让整个人类都认识到它的弊端，从而才能用东方和谐文化彻底取代它，事物只有发展到极端，才有可能彻底解决。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文化转变的实验场，是因为人类数千年孕育成熟的东方文明在中国，只有中国具备承受西方丛林文化极端化的强大历史内力，有能力完成东西方文化的历史转变，在东方和谐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形成一种与世界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新的和谐文化。除去中国之外，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能够担当起这一历史任务。就拿这一代中国人两个极端的生活经历来说，就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一代中国人既经历了极端理想主义的光明天堂，又经历了极端物欲泛滥的黑暗地狱，两个极端的强烈对比使我们最有可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认识，能够把东方和谐文化和西方丛林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克服二者弊端，达到人类文明正反合的最高阶段，形成最完善的人类文明。毛主席生前曾经讲“中国人民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估计这个贡献主要表现在文化转换方面。只是这个过程让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老百姓失去了做人的地位。 因杀人入狱的大学生马加爵穿上囚服时随口一句话，让在场的狱警潸然泪下：“这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同样是大学生的一个安徽女生因运输紧张被挤死在火车轮下；也同样是大学生的一个湖北女生终年都靠在食堂捡食剩饭剩菜度日。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尚且贫困如此，一般贫民生活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因多年讨薪被打而怒杀老板的农民工王斌余，在行刑前对记者说：“看守所的条件比住在工地好”。建造了全国高楼大厦的农民工一年工资买不了一平米住房，每年全国数百万老百姓因无钱看病而死在医院外面——，此类惊人贫困在二战后的日本，大危机后的美国，也都曾经发生过，可是发生在一个连续30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国家里，却是无法想像的。我们不是没有足够的房子，目前中国城镇人均住房达到28平米，按照三口之家计算，户均面积超过80平米，远远超过人均15平米的日本，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也不是没有钱，目前整个经济学界和相关部门都被发动起来了，在研究如何花掉那相当于10多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可研究来研究去，都是如何投向美国的财政，投向美国的银行，唯独没有一个方案是花在国内老百姓身上。并且那些由西方反华势力培养资助的“基金会学者”，居然异口同声地叫喊“外汇不是财产，无法花在老百姓身上”，也就是说，中国相当于10多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只能购买美国国债花在美国财政身上，只能购买美国银行股份花在美国银行身上，就是不能购买设备和商品，花在国内老百姓身上。这种令人震惊的奇谈怪论已成为影响国家决策的整个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牢固共识，可见，老百姓是不是人的问题，老百姓究竟只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还是经济发展的主体问题，已成为当前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不解决这个前提问题，以人为本的原则，只会变成以官人为本，以富人为本，以洋人为本，就是难以形成以人民为本，以特别是以本国人民为本。 第二，什么叫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么思想的问题。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应该是人类不断突破现有消极反动的、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束缚，不断向上飞跃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相反，把摆脱健康思想的道德约束称之为是解放思想。一个女人从妓院走进学院是解放思想，相反，从学院走入妓院不能叫解放思想，只能称之为堕落，不能把堕落等同于解放思想。 就当前中国来讲，束缚中国人民最大的思想枷锁是什么？就是一条：改革迷信，对改革的迷信。本来改革如同人体疗伤治病一样，应该是哪里有病就治疗哪里，一旦病好就结束治疗。可是现在却把改革神圣化宗教化了，变成了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无边佛法，变成了一种不容置疑无须解释的绝对真理和永恒运动，无论做什么都永远只是两个字：改革。人类社会数千年建立起来的善恶美丑、是非真假、罪与非罪等道德伦理，在改革面前统统作废，扒房子圈地淫人妻女致人死命以及所有黄毒赌黑，回答也永远只是两个字：改革。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所有的邪恶无一遗漏地突然在中国复活，借口也无一不是这两个字：改革。所有陈良宇之类的贪官污吏、权贵豪强，所有刘涌之类的流氓恶霸、黑道魁首，30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这两个字：改革。把东方文化从中国课堂上清除得干干净净，致使西方文化垃圾泛滥成灾的也是这两个字：改革。全世界唯独中国人在自己国家内不会说外语便不能上学不能就业的唯一解释，也是这两个字：改革。以往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又被拣了回来，改成“华人只说华语不得入内”，挂在了中国所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门口。改革迷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迷信，改革已经完全宗教化了，成为凌驾于所有宗教之上的一种新的宗教——改革教，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牢笼。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冲破改革教的思想牢笼，把人们的思想从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东方文明复兴的客观要求。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21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复兴。中华民族崛起和东方文明复兴对世界的意义，就是用东方文明和谐的人性法则，取代西方文明竞争的兽性法则，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政治文明，以适应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要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先秦时代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运动，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中国千年繁荣的文化基础。第二次是15世纪欧洲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欧洲引领风骚五百多年。而今天互联网上爆发的对改革教现代神学统治的批判，正在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比前两次的意义更加伟大，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了同样灿烂夺目的西方文明，那么这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将在整合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造就覆盖整个世界的大众政治文明，为世界一体化发展奠定大同文化基础，以保证人类未来的和谐发展。可以说，目前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千年国运，同时也关系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发展。这是中国人十分自豪的方面，也是中国人压力十分沉重的方面。 压力主要来自于中国已成为东方人性文化与西方兽性文化决战的主战场。西方竞争文化进入中国后，由于失去了宗教的道德束缚，迅速演变成为野蛮残暴的兽性文化，把动物世界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以改革的名义强加于整个社会，以致社会道德崩溃、伦理尽失，所有反映崇高与进步的人性文化荡然无存，所有美好事物都被打上了相反的烙印，所有美好概念都被赋予了相反的歧义，解放思想也具有了完全相反的不同解释。本来，解放思想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可是，后来随着西方兽性法则的引入和陈旧历史因素的复活，解放思想便从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旗帜，演变成为摆脱人类文明约束的理论裹尸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四次解放思想便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前两次是毛泽东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陈独秀王明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义革命的成功道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就是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第二次是建国以后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解放出来，开辟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就是奠定了中华民族未来繁荣强大的文化基础、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这是两次正面的解放思想。 两次反面的解放思想。一次是姓资姓社的争论，从社会主义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结果就是全面私有化，私有化的程度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质的方面看，不仅经济私有化了，甚至政权都私有化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罕见的私有化现象，我在《官权泛滥——中国内乱的历史根源》文章中有专门论述；就量的方面来看，就是中国私有化水平远远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如中国住房的私有化比率世界最高。本来，人类社会占有制度的历史逻辑，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目前全世界都在由国有化向社会化的更高阶段发展，唯独中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由国有化倒退到私有化阶段。20世纪末，中国之所以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讨伐对象，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就是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从公有制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上百万公有制企业据为己有，形成了史所罕见的大规模资产抢劫运动。如果说第一次是摆脱社会主义思想约束，走上了私有化道路，那么第二次则是摆脱公有制伦理约束，走上了抢劫道路。抢劫和经济学上的私有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经济学上的私有化是指有偿占有和公平瓜分，如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一样，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就是把全国资产作分子，全国公民作分母，平均一除，每人一份，然后自由转让。中国的私有化则是把工人赶出工厂大门，宣布企业归管理者所有，起了个名叫MBO（管理层收购），这纯粹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公开抢劫。这种公开抢劫的弊端还不仅仅在于数千万工人流离失所，还在于它把资本主义历史上固有的各种危机和动荡搬到了中国，为避免动荡就用沿袭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去压制，这就使老百姓误以为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主义，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反倒去拥护这种抢劫式改革，结果使抢劫者越来越大胆，在抢劫工厂等生产资料后，又去抢劫住房等生活资料，低价买来老百姓的房子翻改后再高价卖给老百姓，其间的差价如同珠穆朗玛峰，老百姓不同意就动用武警和法院强制执行。更加糟糕的是，没有底线的抢劫甚至吓坏了抢劫者本身，为了避免遭受历史清算，一边纷纷把抢劫的资产向海外转移，一边像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勾结外部势力推动国家解体。洋人也乘机大举入关，疯狂扫荡中国财富。 关于什么是解放思想以及解放什么的问题，中国的改革精英正在掀起全国性大讨论，准备在年底以前把争论推向高潮。我仔细阅读了几乎所有右翼政治势力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目前中国道德堕落得还不够，社会仍然残存着公平正义的观念，这些都是极左思潮存在的土壤，必须加以彻底清除。并且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极左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姓中姓外的争论。认为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只有发展和不发展的问题，不再有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提出国家民族利益，纯粹是极左思潮的残余。所以，最近中国右翼政治势力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国历史上共发生过三次反对民族主义的运动：第一次是八国联军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第二次是伪满政府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第三次就是目前由中国极端右翼政治势力领导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大家打开世界历史看一下就会发现，自有国家以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发生过反对民族主义运动，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未有过。 第三，关于改革和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本来，改革和革命是人类政治词典中最崇高的2个名词，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就是依靠这两个环节实现的。解决社会问题只有这两种方法，改革和革命。改革是在肯定现存制度基础上的变革，目的是完善现存制度；革命是在否定现存制度基础上的变革，目的是替换现存制度。社会出了问题首先是通过改革加以完善，如果不行那就进行革命。如同人患病后首先是吃药打针，治愈不了再进行外科手术。革命就是社会的外科手术，改革是社会的保守疗法。二者具有密切联系，革命往往是改革无能为力的结果。但是二者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性质，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改革是富人管理穷人的斗争，所以富人一般反对革命赞扬改革。古今中外的精英集团为避免革命，往往是通过改革给穷人留条活路，所以历史上穷人也同样赞成改革。像30年来中国精英集团这样打着改革旗号把穷人活路全部堵死的改革，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恰恰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把改革和革命这两个最神圣的名词同时毁掉了。 首先，他们在理论和舆论上把革命妖魔化了。打着反思的幌子，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统统加以否定，把他们能够做到的和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罪恶，统统强加到革命头上，把革命描绘成为所有邪恶的代名词，把革命者描绘成为血腥残暴的妖魔鬼怪。 其次，他们在实践中又把改革给兽性化了。本来，古今中外所有改革都是约束官权、抑制豪强，扩大民生民权的社会制度调整，所以人们才把改革称为改良，改良改良，就是越改越良，向着良好方向进行改变。而中国的改革却恰恰相反，为了彻底摧毁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制度，打出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旗帜，把中央的权力向官员下放，把百姓的利益向官员集中，并且中央的权力只下放到官员，百姓的利益只集中到官员。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上下两头剥夺的改革，与当初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特点是，中央有一批传统社会主义者，群众中有一批造反派。要解决这个问题，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就必须造就一个与中央和百姓两头对立的特殊利益集团，用这个集团彻底改变中国原有制度。这种两头剥夺的改革造就了古今中外都绝无仅有的权利无边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既要避免中央集权的约束，又要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就必须摆脱一切伦理约束。以往所有社会建立起来的政治伦理都具有单向性特点；封建伦理讲服从，妨碍他约束中央集权；资本主义伦理讲民主，妨碍他镇压民众；人类历史上形成的所有伦理道德都不适合这个集团，于是这个集团就干脆把人类所有伦理道德统统踩在脚下，强制推行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整个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兽性化了。 近30年来天天都在宣传改革就是要优胜劣汰，却很少有人想到优胜劣汰完全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讲台上都在灌输优胜劣汰的动物法则，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诞现象。社会伦理道德完全崩溃了。本来，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人性法则应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改革的结果却是兽性法则取代了人性法则，结果就是富人变成了野兽，穷人变成了牲口。改革越来越成为地方官僚为所欲为的最常用借口，越来越成为老百姓最为恐惧的可怕名词，特别是对于基层单位来讲，听到单位领导谈改革，比半夜坟地遇到恶鬼还要更加恐惧。 现在，要实行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恢复改革原有的改良含义，赋予改革明确的伦理色彩，不能把所有改变现状的做法都称为改革。符合伦理的变化是改革，违背伦理的变化是作恶，并且违背伦理的改革，效率越高罪恶就越大。改革之所以成为作恶工具，就是只讲效率，不讲伦理不讲公平的结果。改革初期有句话，叫做“要把被颠倒了的是非观念重新颠倒过来”，结果就是人类数千年形成的伦理大厦彻底倒塌了，是非真假善恶美丑全都倒了过来，西门庆霸占潘金莲变成了改革壮举，因为西门庆提高了红颜资源的利用效率，打破了武大郎家庭原来封闭僵化的落后状态，至于武大郎的死亡，不过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代价。现在，是到了分清改革历史性质的时候了。 中国一直存在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改革：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另一个是改革教领导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清算。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历届全国党代会对中国改革的共同定义。最初许多老同志和全国人民拥护的改革，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可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却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清算，最初是清算改革前十年，后来清算到1949年，再后来干脆清算到1840年，直至把2千年以来的所有农民起义和革命，全都纳入了清算范围。清算的结果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完全是一部罪恶史，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革命，统统属于历史犯罪，甚至把反抗八国联军侵略的义和团，打造成为罪恶代名词。持续30年的自我清算，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和社会中上层人士的民族自信，甚至连那位才华横溢的解放军中将，都发表文章公开声称：“西方历史是一部弃恶从善的历史；中国历史则是一部弃善从恶的历史”。堂堂解放军中将都被清算到如此民族自卑的程度，一般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所以，不仅改革的性质要搞清楚，革命的性质和作用同样需要搞清楚。如果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话语搞清楚，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如果中国右派坚持拒绝话语交流，坚持不让人民说话，坚持把矛盾推向极端，最终的灾难性后果就不仅是落到国家和人民头上，也同样会落到他们自己头上。 第四，人性和兽性的区别问题。刚才讲到了人性法则和兽性法则的区别问题，人类社会应该按照人性法则来组织，不应该实行野兽世界的竞争法则。在这个问题上，改革教对中国最大的犯罪，就是让中国陷入了三重悲剧。 首先，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以兽性代替人性。虽然人类具有与动物相同的感官需求，但是人的生命本质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现象，精神需求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需求。但是，由于改革教的文化精英完全丧失了对崇高事物的感知能力，如同低等动物那样以自身的尺度来衡量世界衡量他人，便以为人与低等动物所共有的感官需求就是人类的全部需求。而把真正属于人类的精神需求看作是骗人的说教，并且在实践中长期坚持把崇高神圣的追求当成骗人的说教。本来，只有爱情才是人性，性欲是动物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属性，可是在改革教精英看来，爱情是骗人的说教，只有性欲才是真实的人性，完全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把人与动物共有的兽性当作唯一的人性加以宣传和推崇，把情感和精神领域的崇高追求变成嘲笑和戏弄的对象，最终必然是人伦尽失、精神沦丧，所有真善美的正常情感都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色戒》就是一个典型，把为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烈士壮举，归结为是追求性欲快感的结果。他们只承认食欲和性欲是真实的人性，把除此之外人类所有崇高追求统统贬低为是虚伪说教，把人类数千年建立起来的辉煌文明统统归结为包括低等动物都具有的“食道文化”和“阴道文化”，此外不承认任何文化。 由于改革教的文化精英把本能作为衡量世界的唯一尺度，他们自己是什么样就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什么样，他们自己是自私卑鄙猥琐肮脏的邪恶群体，就认为整个世界所有人也都是邪恶群体。他们自己一生只有性交没有爱情，就否认整个世界存在爱情；他们自己一生只为吃好喝好，就认为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吃好喝好。30年来改革教的辩护词永远就只是一句话：“现在的吃喝增加了”，是不是真的增加了暂且不论，在此至少说明他们完全颠倒了人性和兽性的关系。不过在改革之前，他们从属的社会地位，决定了这种颠倒只是他们自身群体的堕落，但是后来当他们成为社会主流时，这种颠倒便演化成为整个社会的堕落，他们肉欲至上的兽性价值观便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完全向着最大限度满足少数精英肉欲的方向发展，为此不惜毁灭一切——环境、伦理和生命尊严，在已经消灭娼妓制度30年的情况下，再次把数百万劳动妇女强制变成满足他人肉欲的工具。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堕落时代，其堕落程度完全超出了宗教关于末法时代最恐怖的描述。以至于胡锦涛新政没有办法，只能提出“八荣八耻”，由洪荒时代起从头进行启蒙教育，“八荣八耻”本来是幼儿园小朋友的启蒙教材，可是在当今中国却成为高不可攀的道德高峰。 其次，按照兽性法则对整个社会进行强化训练，把中国变成了野蛮的动物世界。这是人性和兽性颠倒的必然结果。前面已经谈过，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是动物世界的兽性法则，不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组织法则。可是30年来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是：“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汤”。发展到后来干脆连汤也不让喝了，变成“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风”。不要小看喝汤喝风这一个字的差别，这是人兽两个世界的本质差别。“吃肉与喝汤”虽然是两极分化，但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吃肉喝风”则已经成为动物世界的物种差别了。有人会说，西方国家也是竞争法则，其实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西方国家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主要是对外，对内则是越来越完善的劫富济贫原则，是一种典型的狼文化结构：对内善良互助，对外血腥残暴。这就是西方国家内部比较团结和谐，对外强硬一致的原因。中国则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反，对内实行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同胞之间越来越血腥残暴，人与人之间是狼，心与心之间是地狱。整个社会，性格越来越扭曲，内心越来越恐惧，彼此越来越敌视，13亿人被竞争撕碎成13亿碎片。现在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把13亿残破的碎片重新聚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只是如果不彻底改变兽性法则，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最后，兽性法则训练的结果不是变成了强大虎狼，而是变成了肥大牛羊。这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剧。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国家都曾经实行过兽性法则，特别是近代西方国家兽性法则更是野蛮，但是，历史上所有实行兽性法则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一例外地被兽性法则训练成了虎狼，唯独当今中国被兽性法则训练成了牛羊。虎狼的兽性化和牛羊的兽性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虎狼国家属于强大国家，牛羊国家属于肥大国家；虎狼国家越强大越安全，牛羊国家越肥大越危险；虎狼国家是宰割他人的国家，牛羊国家是被宰割的国家。30年来改革教散布的最大历史谎言，就是“落后必然挨打”，可是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次挨打不是因为落后，而是因为肥大，特别是近代先后两次差点儿亡国灭种的惨剧，都是发生在经济十分发达、国家特别肥大的时期。 第一次是晚清的洋务运动，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繁荣发达，GDP（总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相当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成为全世界经济最肥大的国家，因而引来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宰杀。中日第一次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10多倍，结果是经济肥大的中国割地赔款，贫穷的日本则依靠中国赔款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第二次是民国三十年代，那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GDP总量超过日本一倍多。当时上海号称东方巴黎，成为举世瞩目的东亚金融中心。结果是“九一八事变”，被不足千名日本兵占领了东三省；“华北事变”又被不足万名日本兵占领了华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尽数落入日本手中。如果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估计大和民族已经成为了第二个满族。 现在中国是第三次站到了强大国家和肥大国家的十字路口，虽然我们不想成为虎狼国家，但是也不能再次成为牛羊国家。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奶牛”，标志就是在传统国家利益的领土方面和现代国家利益的规则方面，中国正在逐渐失去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在所有对外利益冲突中——无论对方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是百分之百地丧失自身利益，连一个让国人自豪的例外都很难找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日关系，自有世界历史以来，从来都是战胜国占领战败国的领土，唯独中日之间颠倒过来，是战败国占领战胜国的领土，并且所占领的资源超过中国大陆资源的总和。可以说，衡量中国是强大国家还是肥大国家的最可靠尺度，就是中日关系。虽然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面积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两次中日战争的水平，但是中国人在日本面前的软弱程度却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当初蒋介石丢掉东北华北，还不忘天天高喊要收复失地，可是钓鱼岛已经被日本人侵占了10多年，至今没有听到任何中国官员喊过要收复钓鱼岛。现在的中国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具有大无畏精神，能够振臂高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没有一句毛泽东那样的豪迈语言。这是30年来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国防工业两个方面自我摧毁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强大国防工业，除了原子弹没有像大飞机那样扔进垃圾堆之外，其余绝大部分自我摧毁，只能越来越依靠进口武器装备军队，而一个依靠进口武器打仗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战斗力和威慑力的，阿根廷“马岛之战”的悲剧全世界都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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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19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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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1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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