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0年来,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为弘扬八一精神,纪念建军80周年,本报从今天起连续推出“永远的军旗——纪念建军80周年”特别报道。并以此,表达我们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深敬意。
省博物院保存着一张特别的钞票,面值为1.2亿元的“中央银行本票”,发行部门是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时间是1948年。那一年,1.2亿元的“大钞”能买什么?连0.25公斤高粱米都买不到。饥饿的人们以草根树皮为食,嫩树叶都能卖到5000万元半公斤。
这一年,发生了“困长春”,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作战,也是辽沈战役的一部分。从1948年5月23日到10月21日,历时5个月,长春和平解放。
建军80周年前夕,记者采访了多位这场战斗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其中,86岁的赵海瀛老人讲起当年的经过,仍记忆犹新。当时,他在“四野”黑龙江省独立师11团2营4连担任指导员。
兵临城下
10万守军成“瓮中鳖”
1948年3月,国民党军为避免被各个歼灭,将分驻吉林各地的第60军全部撤到长春。
5月24日,我军向长春西郊最大的飞机场——大房身机场发动了猛烈进攻,歼灭了机场的守备部队,破坏了跑道,接着严密布防,切断了空中增援和撤逃的道路,部队开始进入围城待命状态。
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要求采取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手段,围困长春。
6月22日,我10万大军进入指定位置,长春市周围25公里地带全部封锁,国民党10余万守军成了“瓮中之鳖”。
尽管如此,“瓮中捉鳖”也并非易事。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新7军,是骄横一时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对这个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守备的现代化城市实行围困,我军也是史无前例。
据当时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1989年逝世的肖劲光大将后来回忆:双方碉堡相对,声息相闻,我军与敌短兵相接,斗争十分严峻。从地面上看似一马平川,不见我一兵一卒,但在地面之下,却是千军万马,严阵以待。交通沟的最前沿,距敌不过百把米,连敌人吃什么饭都可以看见。
围城之痛
一个金戒指只能换一个馒头
86岁的高秀云在“困长春”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那时候我家俩娃被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她记得,当时在长春城内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长春蒋匪好,拿着饭碗满街跑,因为军粮少又少。”对于军队来说,历来是“兵马未至,粮草先行。”如果切断敌人物资来源的各种渠道,就如同卡住了敌人的脖子。当时,我军在通往长春城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严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等一切生活资料入城。如此严密封锁,围城之初,国民党守军经常到长春城外的村庄抢粮抢柴,方圆三四十里,无一村庄幸免,老百姓的粮食全被抢走了,连留的种粮都被搜刮掉。许多茅屋拆得只剩四壁,房上的草都被拉进城去喂马,木板木桥拆去做柴烧。
赵海瀛回忆,随着旷日持久的围困,国民党守军能抢到的东西越来越少,渐渐地,每天盘旋准备“空投”的敌机越来越多,但这些敌机或是遭到我军炮兵和高射机枪的射击,来不及空投,就转头仓皇回逃,或是被迫在高空漫无目标地乱投,结果很多粮食都落到我们阵地或封锁区内,这些南方的大米、四川的榨菜、猪牛肉罐头,成了我军的盘中餐。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长春守军只有加倍地搜刮市民。他们组织了军政警合一的“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将城内的粮食,包括麸子、豆饼等搜刮殆尽,统一分配。
根据肖劲光的回忆,8月初,国民党守军除新7军第38师每周还偶尔能吃一顿大米饭,第60军182师用1/3高粱米掺大豆吃外,余下的4个正规师都发粮代金,由各连自己去买,买到什么吃什么。至于地方保安部队,只能靠抢了,抢到什么吃什么。由于粮食奇缺,城内的粮价飞涨。据当时报载,以高粱米为例,从6月至9月的3个月内,就上涨了700倍,“由6月2日的每公斤8万元(东北流通券),上涨到9月10日的每公斤5600万元。”后来,粮价再涨,粮市上也无粮可卖,有价无市了。据后来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讲,城里连青草都要一捆钞票才能买一捆,一个金戒指也只能换一个馒头。
后院起火
曾泽生率部2万多人起义
对峙了5个月,10月17日,国民党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2万多人起义,长春情势顿转。
59年过去了,赵海瀛老人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后院起火”,对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无疑是个致命打击,特别是19日上午,防守长春西半部的新7军也土崩瓦解,郑洞国清楚,大势已去。但他还是奉蒋介石之命,下令“突围”。
“而此时,一些国民党守军已经与我军直接接触了,在中正大街(现人民大街)两侧,有的部队与我军的电话线已经架通,有的官兵过来与我军一起吃饭,从上到下,都要求放下武器。纵然长官一再命令突围,也无人听命。”
当时,长春的守军以中正大街为界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归第60军,西半部归新7军,司令部设在中央银行大楼。1948年10月17日24时,按照预订计划,曾泽生出城,第60军同时撤出城外,开往九台休整。我军接防部队悄然进城,天一亮,纵贯长春市南北的中正大街以东地区驻满了我军。
体面投诚
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
郑洞国坚持了两天,最终提出一不发表反蒋通电,二不出席公开仪式的条件。获得同意后,10月20日晚他向蒋介石发出最后电报,报告:“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兵团机关和直属部队朝天鸣枪,以示做最后抵抗,这才放下武器。
赵海瀛说,郑洞国的部下当时特意设计了一个“体面的投诚”,感觉是“抵抗”一二日后才“负伤被俘”。“那是10月21日凌晨4时,突然枪声大作,楼内向外面无目标地射击,但枪却打得很高。天亮时分,从沈阳方向来了几架飞机,在高空绕了几圈后就回去了。不一会,枪声停止,郑洞国率部投诚。那大概是早晨6点,全副武装的特务团列队由银行大楼侧门走出来,他们在军官的带领下,来到中正广场(今人民广场)放下武器,脸色个个沮丧,有的士兵脖子上还挂着用单裤扎口装着大米的袋子,有的扎口不紧,还将大米撒了一地。看来这些士兵是饿怕了。而郑洞国的一个秘书,开着一辆小吉普车,由中央银行大门出去,往民康路那边去了,打着白旗。
那一天,长春中正广场锣鼓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