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夏橙 于 2012-11-1 20:28 编辑
到了七十年代末,我們的毛主席死了,中國的局面發生了變化,中國的文學也開始發生變化。但變化是微弱而緩慢的,當時還有許多禁區,譬如不許寫愛情,不許寫共產黨的錯誤,但文學渴望自由的激情是壓抑不住的,作家們挖空心思,轉彎抹角地想突破禁區。這個時期就是中國的傷痕文學。我是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寫作的,那時中國的文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所有的禁區幾乎都突破了,西方的許多作家都介紹了過來,大家都在近乎發瘋地模仿他們。我是一個躺在草地上長大的孩子,沒上幾天學,文學的理論幾乎是一竅不通,但我憑著直感認識到,我不能學那些正在文壇上走紅的人的樣子,把西方作家的東西改頭換面當成自己的。我認為那是二流貨色,成不了大氣候。我想我必須寫出屬於我自己的、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不但跟外國的作家不一樣,而且跟中國的作家也不一樣。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外國文學對我的影響,恰恰相反,我是一個深受外國作家影響並且敢於坦率地承認自己受了外國作家影響的中國作家,這個問題我想應該作為一個專門的題目來講。但我比很多中國作家高明的是,我並不刻意地去模仿外國作家的敘事方式和他們講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們作品的內涵,去理解他們觀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們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我想一個作家讀另一個作家的書,實際上是一次對話,甚至是一次戀愛,如果談得投機,有可能成為終生伴侶,如果話不投機,然後就各奔前程。
截止到目前,在美國已經出版了我三本書,一本是《紅高粱家族》,一本是《天堂蒜薹之歌》,還有一本就是剛剛面世的《酒國》。《紅高粱家族》表現了我對歷史和愛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現了我對政治的批判和對農民的同情,《酒國》表現了我對人類墮落的惋惜和我對腐敗官僚的痛恨。這三本書看起來迥然有別,但最深層裡的東西還是一樣的,那就是一個被餓怕了的孩子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福克納大叔,你好嗎?福克納大叔,你好嗎?
――一個餓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二
讀了福克納之後,我感到如夢初醒,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地胡說八道,原來農村裡發生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寫成小說。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尤其讓我明白了,一個作家,不但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故事,而且可以虛構地理。於是我就把他的書扔到了一邊,拿起筆來寫自己的小說了。
前幾天在斯坦福大學演講時,我說過,一個作家讀另一個作家的書,實際上是一次對話,甚至是一次戀愛,如果談得成功,很可能成為終生伴侶,如果話不投機,大家就各奔前程(編者按:見前文《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下同)。今天,我就具體地談談我與世界各地的作家們的對話,也可以說是戀愛的過程。在我的心目中,一個好的作家是長生不死的,他的肉體當然也與常人一樣遲早要化為泥土,但他的精神卻會因為他的作品的流傳而永垂不朽。在今天這種紙醉金迷的社會裡,說這樣的話顯然是不合時宜――因為比讀書有趣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但為了安慰自己,鼓勵自己繼續創作,我還是要這樣說。
幾十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在故鄉的草地上放牧牛羊的頑童時,就開始了閱讀生涯。那時候在我們那個偏僻落後的地方,書籍是十分罕見的奢侈品。在我們高密東北鄉那十幾個村子裡,誰家有本什麼樣的書我基本上都知道。為了得到閱讀這些書的權利,我經常給有書的人家去幹活。我們鄰村一個石匠家裡有一套帶插圖的《封神演義》,這套書好像是在講述三千年前的中國歷史,但實際上講述的是許多超人的故事。譬如說一個人的眼睛被人挖去了,就從他的眼窩裡長出了兩隻手,手裡又長出兩隻眼,這兩隻眼能看到地下三尺的東西。還有一個人,能讓自己的腦袋脫離脖子在空中唱歌,他的敵人變成了一隻老鷹,將他的腦袋反著安裝在他的脖子上,結果這個人往前跑時,實際上是在後退,而他往後跑時,實際上是在前進。這樣的書對我這樣整天沉浸在幻想中的兒童,具有難以抵禦的吸引力。為了閱讀這套書,我給石匠家里拉磨磨面,磨一上午面可以閱讀這套書兩個小時,而且必須在他家的磨道裡讀。我讀書時,石匠的女兒就站在我的背後監督著我,時間一到,馬上收走。如果我想繼續閱讀,那就要繼續拉磨。那時在我們那裡根本就沒有鐘錶,所以所謂兩個小時,全看石匠女兒的情緒,她情緒好時,時間就走得緩慢,她情緒不好時,時間就走得飛快。為了讓這個小姑娘保持愉快的心情,我只好爬到鄰居家的杏樹上偷杏子給她吃。像我這樣的饞鬼,能把偷來的杏子送給別人吃,簡直就像讓饞貓把嘴裡的魚吐出來一樣,但我還是將得來不易的杏子送給那個女孩。當然,石匠的女兒很好看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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