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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师法像
弘一大师(1880~1942)，俗名李叔同，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
“悲欣交集”。当弘一法师用他那留下无数传世之作的妙笔写下这几个字时，回望三十九个春秋的在俗生涯以及遁入空门的二十四年的岁月，此时的心境也许只有这四字能涵盖与包容了！而法师身后，这四字又留下了那么多众说纷芸、莫衷一是的解释，在他传奇而谜一般的一生中再度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为后世无数景仰法师的人猜测、迷惑、感怀。而法师正当盛年，由昔日的风流佳公子及名噪中华的名士，毅然皈依佛门，潜心修律的行为，又使多少俗家弟子，勘破迷情的生活，循着法师的人生轨迹，做了永久的解脱。
死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与选择的，因为有生，就注定有死，而如何在这个“向死而在”的过程中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则每个人有太多的自由。众生在现实与超脱之间常感无所适从，而能将崇高的超脱与平淡的现实和谐合一，确是将人间的痛事悟透之后才有的正觉，难舍能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解放自我的世界的新人。许多人将法师在俗与出家后的生活视为截然的对立而不能理解，实际上，终其一生，他的出家行为与其在俗世时一样，依然是他忠于生命，忠于自己的延续。
弘一法师1880年生于天津，俗姓李，名叔同，幼年即聪慧无比。父亲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在家居士，在叔同五岁时去世。也许是父亲的言行濡染了年幼的他，以致成为他后来遁入空门的最始的缘起。在此后三千多个寒暑中，叔同以他独有的秉性与感悟，对所历经的人间世事，无一不是全身心的投入，自由自在地挥洒着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对自己的国家、热爱的艺术以及钟爱的红粉知己，都倾入了生命中的全部热情。1898年当李叔同结婚后的第二年，正值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李叔同十分崇拜康有为，赞同变法，他曾以“南海康君是吾师”来明志。这种对于变法志士的崇拜侵透了他对于国家命运的忧怀与热爱，这种情怀又可在风靡大江南北的《祖国歌》中窥见：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允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这是何等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度而感到骄傲！而在1905年秋，他正值年少，东渡日本留下的告别祖国的《金缕曲》中，又一次酒意诗兴，豪放满怀。
脉“恨年来絮萍飘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堪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其中“度群生哪堪心肝剖”一句也许是他出家为僧前朦胧时心迹的剖露，是他在浪迹天涯、遍尝人间滋味种种之后，终感在尘欲所累的世间，随波逐浪、自救不了。所以才终于从黑漆激绕的世间解放出来，热肠而冷眼地透视人间，为身忘世，勘破自我。
对于自己所钟爱的艺术，李叔同更是体现了这种忘我精神。作为中国第一家话剧团“春柳剧社”的创办人，他所扮演的《茶花女》一剧中的女主角玛格丽特以及在日本登台演出的《黑奴吁天录》中的女主角爱美柳夫人，都给人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象。尤其是他所饰演的茶花女，其优美婉丽，使台下的观众为之动容，情不自禁地跑到后台去与之握手。作为美术家，他既擅长丹青，又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洋油画的人之一，他工于素描、水彩、油画、国画及图案设计。作为音乐家，他集作词、谱曲、演奏于一身。他的一曲《送别》至今还传唱南北。“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其中的情韵使多少不堪离别的性情中人感怀。此外，他善书法、金石，各体的碑刻他都临摹过，写什么象什么，即使在出家摒弃了一切艺事之后，也亦独独没有放弃书法，常以手书的经文佛号赠与他人，继续以他的艺术与对佛的参悟来启迪世人。对情爱，李叔同亦是倾其真情，无论是对生身之母，还是欢场女子，亦或是异国女郎，他都是以人的情感挚爱着。他对母亲极尽孝道，因为念其母不是父亲的正室夫人，他格外体谅母亲的一颗孤苦与难以为外人道的情感，不惜携母南下上海，为的是给母亲一个舒适宁静的环境以慰其心。甚至在他出家以后，每逢母亲的忌日，他都要设法纪念。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多才多艺多情，潇洒豪放的翩翩佳公子，在从日本回国后，竟于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在杭州虎跑大慈寺剃除须发，披上袈裟，正式出了家。
出家后的李叔同，法名演音，号弘一。从此将他半生“绝代才华绝代姿”的生涯划上一个句号，竹杖芒鞋，严持戒律，勤学苦修，广事弘扬，成为被佛教界推崇的中兴南山律宗的一代高僧。
以李叔同的盖世才华与绝顶的情智，在他刚值三十九岁的盛年就已达到了艺术的颠峰。但他是绝不会囿于其中而满足的，他要向着生命的最根本深处去探究。说到底，学术、文艺不过是生命存在所依托的形式，连身体都是生命的物化，而财产、子孙、情爱也只是生命存在的外延。对生命的究竟与根本的探究是弘一法师这样悟性极高的人最终要追寻的。本来众生的苦迫，皆因贪爱所系，爱为系缚的根本，也是现在、未来一切苦迫不自在的主因，爱的含义极深，如胶漆一样粘连而不易摆脱。虽以对象种种不同，而有种种形态的爱染，而对于身体、财产、子孙、情爱以及艺术、事业都可归于爱染的种种形态，是世间无明的境界之爱，即“有我即有我所”。由于爱本身的特点，于是就有无限的欲求与无限的烦恼。“什么是自己，什么是自己所有？”这是李叔同在体验了生命爱染的种种形态之后注定要思索的问题。
他先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又读了一些理学和道学的文章，于是到虎跑大慈寺去断食。第一周，半断食，渐减食量；第二周，全断食，只饮泉水；第三周逆着第一周的顺序而行之，一直断食十七天。他将断食期间的感受详细记录下来。这段时间他的感受非常清凉，感觉亦特别灵敏，能听人所不能听到的。悟人所不能悟到的。有此体验之后，他始觉此间的喜乐才是生命的真乐，是超越世间为贪爱所系缚的一切的人境之乐，找到自己，找到真我。出家前，弘一法师把平生所用的印章赠给西泠印社，把书籍、字画、衣物，分赠给几个学生，毅然离俗弃世，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把俗人以之为苦的视为至乐。唯此，才能解释为什么出于豪门世家，遍尝人间锦衣玉食，在温柔富贵之徜徉徘徊了半生的叔同终于参破世间的迷情，一入佛门，青灯古佛，勤研戒律，终此一生。唯有此，才能解释昔日怜香惜玉的叔同，能在与已厮守了十年之久的爱妻前去探望之时，闭门不见，致使其痛不欲生，挥泪离去。哪知此时的弘一法师已非昔日的叔同，他早已不为世间的爱染所系，一心向佛，遵守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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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师遗墨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生活极其严肃，一改昔日贵公子的面貌。他起初修净土宗，后修律宗。律宗是很严格的，一举一动都要严守戒律。弘一每次坐藤椅时，都要把藤椅摇一下，怕一下子坐下去会压死藤椅缝中的小虫。他曾亲侍当时名播中外的印光大师，亲眼目睹大师俭朴的生活，这对弘一影响很大。他的生活也极尽俭朴，他常把别人对他的供养移作佛教事业经费，自奉很薄，他行游各地时，锡杖芒鞋，三衣一钵，有时自己还挑行李，完全是一个苦行头陀。他严守“过午不食”的戒条，有时缺医少药，生活清苦，以致于体质都变得非常赢弱。
弘一法师到浙江、福建一带由寺院挂单或闭关，每到一处都要用大量的时间整理佛经，以振兴南山律宗。他把修道参佛的功夫融于日常的意理机趣。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旧日的朋友学生常去看他，还有慕他在俗的声名的人，想一睹他的风采。但法师清癯消瘦，淡泊笃定，全无当日的风流意气之态，且常微笑默然，并无高谈阔论，致使慕名前去的不少人非常失望。这恐怕是悟道之人的心态，明白以后不愿也不能更多的表达。
很多向他求字求教的人，弘一法师也只是写一些最为常见普通的如“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持赠，言谈之处总是让人潜心修律，严守戒规。而且他对人的教诲也是从日常的生活着手，全无故弄玄虚之处，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万事万物。
拜他为师的宽愿法师一直跟随在弘一法师的身边，弘一教他学文化，教育他怎样处世接物，认真做人，并教他许多格言。如“放宽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律己宜带秋气，处世须带春风”；“临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立志要苦，意趣要乐，气度要宏，言动要谨。”所以，出家后的法师对人对事淡然处之，不掠不怒，从容应对，真正做到了他教诲于人的“人到无求品自高”。他对宽愿法师说过：“人生在世，有三大难得。一是中国难得，二是佛法难闻，三是良师难遇。”弘一法师对此还逐条加以解释，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众多、地大物博、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能做中国人是何等幸福。佛法难闻，则是做一个和尚并非穿袈裟就算是皈依佛门了，必须排除一切杂念，坚持戒律，勤学苦修，才能得道，才能超度众生。学佛得道，必先求得知识学问，深透理解佛经的精义。要达到这一步，又需借助一定的方法，这就需要良师的诱导教诲，指引道路。这是弘一法师究其平生所悟，言词虽平实朴素，然却是为身处世的中道，是法师的自觉觉人，自度度人，虽是对出家弟子而言，而对于声闻之人，亦有本限的义理。他不仅这样教诲后生弟子，在出家修行的过程中那种认真严肃，首重器识的高尚品德，较之在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
弘一法师既从繁华的世间遁入空门，早已把浮名看淡，因此在他修行期间对于世俗的应酬，尽量回避，尤其不结交官场中人。1937年，弘一法师应青岛湛山寺之请，前往讲律。行前约法三章：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名。而且为了防人接船，他特地临时改搭他船。到了青岛之后，除讲律外，闭门谢客。有一天，青岛市市长来访，法师拒绝会面。市长设斋邀请，也请不到他。弘一法师特写“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的偈句来婉谢市长的盛情。
1937年抗战爆发，法师不顾炮火连天，依旧按预定日程行事。这年冬天，厦门时局紧张，大家劝弘一法师赴内地避难，他却坚决不愿离开厦门，自己给所住的房室题名为“殉教堂”，誓为诸寺院护法，与共存亡，如逢变乱，愿以身殉，并以诗“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来言志。这种高标傲世的节操亦可在他1941年冬的红菊花题偈的诗中看出：“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他自称“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对此解释“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他把身、家、国三者的认识统一起来，真正做到了忘却我所有的世间，勘破自我，不从自我的立场看世间，从而真正地理解了世间，救护世间。也从此语中亦可以看出，他早年对祖国的满腔热血，这时已融化到虔诚的弘法中去，并且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了。
1942年，弘一法师自感将不久于人世，提前将自己的死期写信告知几位如夏丐尊一样的知交，然后写下“悲欣交集”的绝笔，此时，他眼中盈满了点点泪水。
弘一法师的一生，无论是做人、为僧，都将生命的热情倾注到自己所热爱献身的事业中，以过人的智慧对生之方式进行自觉的选择，从而使他的生命在生死流变的过程中超越了生死，作了永久的解脱，实现了无限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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