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最先登台 开一场会需要致辞。在中国,领导总是第一个上台,如果是行业会议就是行业的主管领导,如果是地方会议就是地方领导,谁官大谁讲话时间最长,这成了长久以来形成的规矩。而在西方,讲话长短、上台先后是根据参会者与会议关联大小而定的。 几个月前我在纽约参加一个有关中国的投资会议,纽约市的副市长是参加那次会议最大的官,相当于中国的副部级干部,坐在前排。他是主题发言者之一,却没有被安排第一个出场。轮到他发言时,他稍微拖延了点时间。这时那个温文尔雅的主持人出现了,他故意站在讲台前,明确地暗示副市长超时了。见副市长仍然没有结束的意思,他就找了一个提问的间歇,对话意正浓的副市长说:我现在需要你下台了! 主持人说这话时面带微笑但语气坚定,让所有听众都明白了他维护会议秩序的决心,他不会因为副市长而破例。那副市长也很配合,匆忙结束自己的演讲,安静地走下台坐回到自己座位上。 中国领导被感谢最多 在国内会场上,主持人讲话千篇一律。首先是感谢一大堆在坐的各位来宾,而且一定要从头衔说起,当然也是从最大的说起。他会逐一念每个出席会议领导的名字和职务,那常常是最耗费时间并且最乏味的时刻。 国内的领导无论在何人口中都是被引述的对象。无论是行业会议还是颁奖大会,或者运动员表彰大会,领导都是被重点提及的。好像那些个人通过长期研究发明的成果与运动员通过刻苦训练取得的成绩,都和那些不知在岗位上呆了多久的领导有关似的。 西方人则简单得多。他们开场白即使提及领导也仅仅是几个位居前列的显要人士,而不是像我们那样恨不得把每个要人都提一遍。西方人的名字写出来、念出来都比中国人的长,如果每一次会都要说出领导和嘉宾的名字,念起来也要几分钟,枯燥无味。不论怎样,西方人都不会忘记以女士们先生们开头,总是把女士放在前面。 请嘉宾发言时,国人显得格式化,只要是领导都叫致辞或者讲话,无论其发言是两分钟还是半个小时,无论他们有无书面准备,无论他们的发言是否与会议主题相关。西方人则简单,就说请某某人讲几句话,而不像中国人那样一定要把“致辞”这个词说出来。其实国人的讲演能力普遍逊于西方,即使讲几句话都得要发言稿,而法国人什么都不要就可以站在那儿说半天。 中国领导还有拎包的 在西方的“旧社会”,比如说在十九世纪前,他们主仆界限分明,王宫贵族出行前呼后拥,自己是不拿包的。可是到了现代社会,人们都是平等相待,尤其是西方政治进入民选的时代,无论政治家还是企业家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公文包都是自己拎着。 我与法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有过数不清的大大小小会谈,观察到他们都自己拎包,自己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并认真地做纪要。而中国的企业家只要有秘书随行,全是秘书拎包,秘书常常拎两个包———自己的和老板的。一手拎一个公文包的样子肯定怪异,所以中国商务代表团常常引来异样的目光。这让我想起《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就是因为西装革履却自己扛箱子,没有跟班,才招来国民党特务怀疑而被捕的。 另一个记忆犹新的画面是有关法国前总理朱佩的,在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手里拎着一个超市的塑料袋。在几分钟的对话中,朱佩始终像去菜市场购物的老百姓一样坦然地拎着塑料袋,并没有叫随行人员替他拿着,而旁边的保镖和手下也没有一个人提醒他注意形象,更没有眼疾手快地将塑料袋拿下。 中国领导坐的是首席 一旦有领导应邀来吃饭,中国主人进屋后通常会确定一下哪里是主位,然后空着等待领导光临,无论多久也要虚位以待。假如碰上个低调的领导,官阶又不大的话,双方还会推让拉扯一番,最后总是领导拗不过主人的盛情,顺水推舟地坐到主位上,还不付账单。 法国人进屋后也会确定哪里是主位,然后站在那儿把酒聊天,等大家到来。人到齐了后他会当仁不让地坐在主位,而把领导安排在客人中显要的位置。西方人请客吃饭没有推让,没有拉扯,那是真正的客随主便,越高层次的人越是如此。 在和领导吃饭这件事上,中西方的差距很大。不得不承认,西方人在这点上做得比我们得体,吃得比我们健康,花钱没我们铺张。 比如,菜上来后,国内的习惯是领导不动筷子其他人就不吃,领导即便不在本桌,他不吃,本桌的人也不吃。而西方人不在乎领导吃还是不吃,他们无需谦让,会主动夹菜的。在一个有几十张桌子的中西方人都参加的大型宴会上,领导讲话时先吃东西的,往往是平日里彬彬有礼的西方人。 西方人要敬酒的话,就提议大家共同举杯庆祝一件事;如果为了敬某个人,也请大家共同庆祝,很少人为领导干杯。不像我们每人都要敬领导一杯,别人反过来还要回敬,结果敬来敬去没完没了,菜也凉了。我的一个东北朋友告诉我,无论自己还是别人请客,一敬酒就忙得吃不上饭,敬酒的间歇还要琢磨下一个敬谁,不能忽略和冷落谁,常常一桌子菜剩在那里,但大家又都要面子,没有一个人打包。 (据《世界知识》2008年第1期车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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