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老三届！

情意无价

我是老三届
六十年代的青春记忆（节选）

[size=1em]作者：清秋子

《我是老三届》是著名作家清秋子新近出版的一部纪实作品，是他关于知青时代的一部独特的回忆录。

我是老三届 第1章

细节，有时候才是本质。考证知青时代的历史，不能只读冠冕堂皇的文章。生活粗糙的树皮，要亲自用手摸过，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个时代，是我的“山楂树时代”。因此我在本书里，只谈谈知青插队时的细节，大多是讲些寻常小事。我想，那些未经过“暴风雨”磨练的年轻人读了，或许就会有一些思想触动；再或许，他们会明白：这世上最畅快的事，是诅咒发誓；而最难办的事，是日常生活。

下面就是我在知青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点点滴滴，都是扎在我记忆中的刺——当然也有花儿。老三届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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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喝生水

下乡前，我是城市孩子，家庭生活还不错，按当时标准是典型的“娇生惯养”，因此对下乡后的一些细节，感觉就非常强烈。

首先是，下乡了，就再也不能喝开水了，只能喝生水。水从井里打上来，存在水缸里，渴了，就拿水舀子舀起来喝。

在老乡的观念里，水，就是生着喝的，烧开了喝，等于“脱裤子放屁”。

我下乡8年，只要是在农村待着，喝的就是生水。

农村的井水纯净，问题倒也不大；比较难以克服的是——无论谁，都共用一个水舀子。水舀子是什么样子呢？是镀锌板做的，像牛奶锅，带个把儿。也有更简陋的，就是“瓢”，半个葫芦的壳。

一个集体户，如果有10个人，就等于10个人共用一个杯子。这个问题，根本不能去想。

在田间集体干活，往往是三四十个劳动力，有专人从村里挑水到地头，两大桶水，一个公家的水舀子。大家歇气时，想喝就喝，这就等于三四十个人共用一个杯子，这也不能去想。

我们知道，井水再干净，生水里也是有很多细菌的，跟欧洲的自来水不能比；而且40个人共用一个杯子，喝一口水，就相当于跟40个人接了吻。这个，也得克服一下。

年轻人易于冲动，向往“革命者生涯”，这很好。但，切?格瓦拉不是那么好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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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洗手

有朋友看到这儿，可能要说了：怎么又诉苦？知青去了农村几年，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老农民在农村一辈子，又怎么说？”

话不是这么说的，小子们。我们当年痛苦，不是因为“被贬了”、“被涮了”，更不是因为生活水平下降了——那时候多少是有点“革命豪情”的。那时候的痛苦，主要是因为：好好的学童忽然成了童工了，“两种文化”冲突得太厉害。

“文革”前的城里学童，都还不是妖魔吧，从小受的是一整套文明教育，比如，要讲礼貌、讲卫生，跟现在差不多。忽然一夜之间下乡了，要“革命”了，还要触及灵魂，一切都颠倒了过来。

这文化观念倾覆之苦，是人内心最大的苦。为什么现在的海外留学生，比没出国的爷们儿还爱国？就是这道理，留学生们舍不得的是从小就熟悉的文化。

不算难受的，更难受的是，“革命”了，从此饭前便后就不再洗手了。

早上当然要洗脸，时间来得及也可以刷牙。但一天干活很紧张，生产队长一吆喝，心慌慌的，赶紧出工，刷不刷牙不一定，反正早上洗脸时，算是把手给洗了。然后中午、晚上收工回来，又累又饿，还洗什么手，端起碗，拿起大葱、大饼子就吃。

老农民的观念，手上没见到有土，那就是干净。以此类推，在自留地的菜园里摘了黄瓜、西红柿，用手擦一擦，再用衣服大襟蹭一蹭，见不到有泥土了，就干净了。放心吃吧，农民的真理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晕啊！文化冲突太厉害了。

至于上完厕所后，一般也不洗手。因为，按照前理——你的手碰到屎了吗？碰到屁眼了吗？没有。那还洗什么手？

可是现代科学不是老农发明的，那手上、大葱上、生水里，多的是杆菌之类，擦一擦，怎么能擦干净？尤其是，这样不干不净的时间长了，没有不得蛔虫的。

啥叫蛔虫？是一种长在肚子里的寄生虫，现在听信张悟本吃了生茄子的人，肚子里就常会有这玩意儿，粉红的，像蚯蚓，专门吸收人大肠内的营养。有时候人拉屎，能拉出一根两根或者一大团来。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这是一句俗语，是说蛔虫聪明，能知晓一个人的心事。事实上肚里的蛔虫很可恶，跟人争营养，长了太多蛔虫的人，就不容易强壮。

小哥们儿，羡慕过去的革命者么？那就要准备好肚里长蛔虫哟！

我从农村回到城里，最后一次看见自己拉屎拉出蛔虫，是回到城里12年后，当时赶紧吃了“肠虫清”，后来就没有了。

年轻的朋友们，如果看我写的这些，你不感到恶心，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一个“革命者”的潜在素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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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抓大粪的壮举

说了些蛔虫什么的，怪恶心人的。当然，那时候也并非蛮荒，有治蛔虫的药，俗称“宝塔糖”，是粉红色的、圆锥体的糖块儿，吃了能打虫。价钱也不算贵吧，农村供销社（相当于行政村的小卖部）就有卖的。

可是，那时候的农民，一分钱得掰两半儿花，没多少人买打虫药，太奢侈了。我们知青，也就入乡随俗，硬挺！怕什么肚里的蛔虫？难道比“变修”更可怕吗？

不过，我在这里也不能埋汰（糟蹋）东北的老农民，农民也讲究体面，什么屎啊尿的，一般还是敬而远之。只是，种庄稼一旦要涉及屎尿，那就决不能打怵，再肮脏的活儿，也得有人去干。

这一节，我就说说大粪。什么是大粪，就是人粪尿。农村的马、牛、羊，拉屎是随地拉的，因为是素食动物的缘故吧，都还不太恶心。

可是人粪尿，太臭了，需要意志坚强才能面对。人粪尿，在农村叫做起来，放一放，发发酵，然后再用。

这么金贵的天然肥料，在我们生产队（自然村），就专门用在种香瓜的地里。香瓜，北京人叫甜瓜，别的地方也有叫金瓜的，是金黄色、带条纹的瓜，里面一肚子稀溜溜的瓤，非常甜。生产队种香瓜，不是给社员吃的，是拿到集市上去卖的。生产队有时候会缺现金用，瓜比粮食卖得贵，来钱也快，卖瓜可以救急，所以那时集体可以有一小块地用来种瓜。

种瓜，不是现撒籽儿，而是移栽已经育好的瓜苗，挖个坑，抓一把“农家肥”垫在坑里，把苗栽进去。

这就得用手抓了。经过发酵及与黑土混合，人粪尿不那么臭了，但不能仔细闻，也不能细想——这不就是用手抓人粪尿么？除了极少部分精神病，谁能这么干？

当年干完这活儿，回去吃饭时，洗没洗手，忘了。估计是洗了，再革命，也不能吃自己的粪尿啊，我们到底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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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三届 第2章

四、厕所没门儿

说起“道在屎溺”，我的思路还真是跟屎尿摽上了，摆不脱，下面就说说农村的厕所吧。

农村是旱厕，没水冲。北京现在有些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也是旱厕，蹲坑下面一溜沟，里面积满了屎尿，掏粪工人定期来掏。

农村就没有专人掏粪了，蹲坑下面是一口深埋的大缸，粪由自家攒起来（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农家就不可能定期掏粪，要满了再掏。

这样就有些问题。一下雨，雨水也流进粪坑里去，形成一缸粪水，排泄的时候，粪水很容易溅上来。在农村上厕所，得有技巧，怎么“投弹”能避免粪水溅上屁股蛋，你就琢磨吧。

另外，长期不掏粪，那个味儿，“情到浓时情转薄”，别提了！上厕所，得学会憋气。我要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可能会好一点。可惜不是。这样的农村厕所，一低头，整个一“酱缸文化”，里面绿头苍蝇乱低温很难有零下40度的，所以“家伙儿”还不至于冻坏。夏天嘛，就难免有苍蝇爬得痒痒啦。

农村厕所，还有一大尴尬——没门儿。我们集体户好说，东西两个山墙后各一个厕所，男女有别。老乡家的厕所就一个。一个也没啥，你总得有个门啊，没门，也没有遮挡物。

上老乡家的厕所，你就得小心，要慢行。里边要是有一大姑娘正蹲着，她会咳嗽一声，你就得赶紧止步、回头。

如果稍一疏忽，恭喜你，可能就会看到艳照。有一次我跟生产队长，一位特英俊的年轻人，一起去办事，从他家东房山头绕到后面的大路上去。走得急了，没注意，他家厕所里正蹲着一位工作组的美少妇！

撞个正着，不说话吧，太尴尬；说话吧，说啥呀？

我和生产队长脸憋得通红，硬着头皮向前走。要是往回撤，那就更尴尬了——那不成耍流氓（偷窥）了吗？

还是那女工作组员态度大方，蹲在那儿说了一句：这农村的厕所，没门哈，多不方便。”

生产队长哼哈了一声，我俩就低头匆匆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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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擦屁股用棍儿刮

继续说“道在屎溺”，这一节说说厕纸。厕纸这玩意儿，南方叫“草纸”，北方叫“手纸”。在我们那时候的农村，是“没纸”，一概是无纸化作业。

那时候艰苦朴素，就是城里也很少有卖厕纸的。像今天这样雪白的卷纸，闻所未闻。

那时候城里人就用报纸、稿纸、裁开的书页做手纸，这很正常。不过，用之前要揉搓揉搓，避免扎屁股。

在农村，我也坚持用报纸、稿纸擦屁股。有一回，忽然对农民的如厕发生了兴趣，问他们怎么擦，有农民告诉我：棍儿刮呗。”

他跟我说了具体方法，农村遍地都是秫秸（东北话音“树该”），就是玉米或高粱枯了的杆子，随手就能找到。掰下来圆珠笔那么长一节吧，劈开，瓤儿是软的，皮儿是硬的，就用硬的那个边儿去刮。一节刮秫秸是废物，也是自然物，用完了往野地里一扔，降解极快，很环保。可惜我的卫生观念不行，接受不了。

据我所知，俺们的古人和古代日本人，也是用棍儿刮。古代的棍儿，是竹木做的，叫做“厕筹”，一片一片的。是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中土的，到20世纪初才失传，有老鼻子长的历史了。

我在农村，也算体会过“厕筹”的滋味吧。改革开放之初，进口了日本电影《望乡》，美丽的女演员栗原小卷有个镜头，是在野外方便被惊起，露出了几秒钟雪白的屁股。我当时看了想：这样精致的屁股，是绝对不能用棍儿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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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华美的蚤子

上面的话题不能再说了，要转换一下，来一个雅的——张氏语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毕竟是南方人，分不清虱子、跳蚤。我估计她原来想写的是“虱子”，一不留神写错了，写成“蚤子”，成了当今小资的经典用语。

这说的都是寄生虫，跟了人类不知有多少万年了。当时在农村，这类近身附体的虫子有三大类——臭虫、跳蚤、虱子。

其中，臭虫最厉害，咬的包又大又红。北方很罕见，那时我在南方的旅馆里被咬过，简直恐怖！

跳蚤，狗身上多，我们那时候只是偶尔遇到。有的老乡家的炕上有，我们集体户从来没有。

最常见的，是虱子，白的，小米粒大小，生在贴身衣服的接缝里。

虱子会跑，一个人就是再讲卫生，只要在有虱子的炕上睡一觉，都会染抓虱子，那是很有派头的，在太阳底下，脱光了膀子，在衣缝里低头找，找到了，就抓出来，放在嘴里咬，嘎嘣一声，再吐掉。早年间在延安那时候，虱子叫做“革命虫”。要革命，就别怕生虱子。

生虱子，主要是不卫生。在农村，穷啊，也忙，不常洗衣服、洗被套，就易生虱子。

我在集体户那会儿，有时候回家。我姥姥怕我身上的虱子到处乱跑，每次都把我的汗衫放在铝盆里用水煮，确保杀虫。

我姥姥在“文革”期间，也跟着我爸妈被下放，下过两年乡，住在房东的一间房里。老人家冬天洗澡不方便，几个月后，身上奇痒，喝了中药也不解决问题。有一天我妈脱下姥姥的汗衫看，我的妈！长了一百多只虱子，都成团了！赶忙把衣服拿去烧了，烧得噼啪作响。

我后来回城上了学，回城后第三个月，在大学宿舍里偶然一低头，发现床上掉了一只虱子，赶紧碾死，又把衣服脱下来找，再没找到。此后，就再没染过虱子。

听说现在，就连最偏僻的农村，也没有臭虫、跳蚤和虱子了，因为卫生状况大有改善。当然也有人说，是人吃的残留农药太多了，大家体内都带毒，跟了人类几万年的寄生虫，全部给毒得死翘翘了。

——这也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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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抠鞋泥

不怕脏，不怕累，是那时的时代精神。再说一个不怕脏的。

那时候，我们夏天都愿意穿解放鞋，也就是低帮运动鞋，黄色的帆布面，黑色胶底，因为是仿解放军的装备，故而名之。

解放鞋很廉价，也不算好看，但是结实耐穿。穿久了，大脚趾会把鞋尖儿顶出一个窟窿来，找鞋匠补一下，还可以继续穿。

夏天雨水多，穿布鞋不方便，穿解放鞋就不怕泥泞和浸泡。

但这鞋也有一个弊病，就是不通气，穿完了奇臭。

在农村，人一般四季有三双鞋，夏天就是解放鞋，天天穿，穿坏了拉倒。这样当然不如多几双鞋经穿，但人穷或者节俭惯了，没办法。

晚上干完了活儿，回到集体户，男生一脱鞋，那味儿，打鼻子！用文雅语言说，是“令人窒息”。

解放鞋还有一个弊病，因为它是低帮的，所以容易进土。干一天活用手抠！抠得满手指臭大酱味儿，有时候还忍不住闻闻，再去洗净。

多年以后我读张爱玲散文，才知道她老人家也有闻奇异味道的嗜好，比如爱闻汽油味儿、油漆味儿，我这才释然。

科学啊，就是好。我想，人要是不进化出两只手来，而是进化到偶蹄类，长了一副猪爪，那怎么对付这解放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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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他要住厕所

大概有朋友一看本节的小标题，就拍了桌子：糟了，又拐回来了！

别急，这里我说的是住房，与厕所基本无关。

那时农村的住房，是土坯墙、木头举架、茅草顶。

土坯就是土砖。从低洼地里挖出质量极密实的黑胶泥来，扣在木头模子里，掺进谷草屑子加固，然后阴干。不知你是不是见过扣煤饼的，就和那差不多。

集体户的房子略微先进，是平顶房，房顶用了油毡纸，可保长年不漏雨。

为什么农户都是坡顶的茅草房呢？因为坡顶可以防雨、防晒，还能防暴雪压垮，很科学。而集体户为什么不采用坡顶呢？因为农户的房子，每过几年要换草，因为草时间长了会烂。换房顶草这活儿，是高难度的技术活儿，一家换房顶，要八九个好劳动力帮忙，忙乎多半天。上级考虑到集体户的人缘不一定行，到时候没人帮助，就会尴尬，于是采取了不必更新的油毡纸。

那房顶的草，是特殊的草，我们村子附近是没有的，不知从哪儿买来的，叫做“洋草”，又长又有韧性。

老农手巧，一捆一捆的草，从地面扔上房顶，上面几个人一摆布，一层层地就铺好了，相当漂亮。我也给老乡帮过忙，那时候身体棒，负责在地上往房顶扔草，站在马车上，一叉子举起一捆来，有60多斤重，“嘿”一声就扔上去，老农还直夸。

若干年后，我研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发现我们的老祖宗起码在6000年前，建筑方法就是这样的——泥巴、谷草、木头，是建筑的主要材料，只不过最早的房子是圆形的。那是什么社会？原始氏族社会。现在是啥社会？中间跨度6000年，这让我大大震撼了一把。

东北人讲话——啥也别说了。

当然，也还有不同。

我在农村那几年中，我们生产队通了电，有了电灯，有了有线广播。此外，屋子内墙上糊了报纸，也吊了顶（用秫秸搭天棚架），吊顶也是糊报纸。

电灯、广播喇叭、报纸，这就是当时“现代化”的印记。别的，满眼是黄泥、谷草、秫秸、木头，全天然，几近原始社会。

农家的前面和后面，有小院，是自留地，用秫秸扎成篱笆。白天壮劳力都下地干活去了，村里就只能见到“篱笆、女人和狗”。

汉字的“家”，是房架下面有猪。远古时候，猪是养在半地下一层的，所以“家”下面的“豕”就是猪。到我下乡那时候，时代早就进步了，猪圈移到了房子前边，在小院的角落里。猪圈，那也是气味最浓厚的地方。

猪兄弟，几乎就生活在粪坑里。我起过猪圈的猪粪，那味儿，绝对能把人熏死。至于远古时候猪在地板下睡觉，上面怎么能受得了？不知道。

为什么骂人要骂人家是猪，我看了猪圈的情况之后，也才明白了。

这样的住房条件，小喇叭里就是把“形势无限好”唱上100遍，农民好的，人人都梦想进城。有一个年轻农民说：你就把城里的公共厕所让我住，我也干。收拾收拾，那多好！”

那时农村把厕所叫“茅房”或“茅坑”，上厕所叫“蹲茅房”。厕所，是城里的建筑，标志着现代生活。

“住厕所”，是当时那位青年农民的世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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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三届 第3章

九、上炕，上炕

东北的农民，没有床的概念，睡觉的那地方，叫火炕。

火炕是个好东西，知青真心喜欢的农村东西不多，火炕是其中之一。

现在有些南方的作家，没有关于火炕的概念，经常把“火炕”写成“火坑”，于是东北、华北的农民，在他们笔下就都生活在火坑中了。

什么是火炕？我要给南方人和城市青年解释一下了，就是土砖砌成的床，里面有烟道。北方农家，正门进去是厨房，两边是卧房。锅台就在正门里面，做饭烧柴的烟，就从火炕里的烟道钻出去，烟囱在房山一侧。

火炕内部的烟道，是回形的，烟雾在里面慢慢巡游，然后冒出去，这样即使烟囱不高过房顶，也不会有火星冒出来把茅草屋顶点燃，防火效果很好。

关键还在于，烟雾在炕底下一游走，炕面就非常温暖。这就是老农冬天睡觉时取暖的办法。

在火炕上睡一宿，跟在床上睡一宿的效果太不一样了。那是舒筋活血、五体通泰，用老农的话说，是“太解乏了”呀。

20世纪70年代农村的劳动强度是超级的大，估计比西周那会儿还累，要是没有火炕来解乏，第二天根本恢复不了体力。

夏天火炕也是热的，但做完饭后很快就会降温，不会影响睡觉。冬天，农民有另外的办法保持温度。

火炕的温度，要想一晚上都不下降，灶坑里就要一晚上都有火。粗粗一想，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浪费柴禾了；但农民有办法，他们把无用的高粱糠皮、谷子糠皮做燃料，塞到灶坑里，不让它有明火，阴燃一晚上，这样火炕整宿就都是暖暖和和的了。

炕面，就是泥抹的，上面铺一领炕席，席子是秫秸编的。晚上睡觉，穷人家的炕上就什么也不铺，人呢，裸睡，盖上大被就行。睡一晚上，后脊梁上都是席子的花纹印。

为什么要裸睡？

唉，省衣服！那时候，农民太穷。

卧室里，火炕的位置在南窗下（农家只有朝南的窗），紧挨着厨房这一头叫“炕头”，靠着山墙的那头，叫“炕梢”。

炕头，是一家最尊贵的位置，一般给老年人睡，因为这一块儿最暖和。

所谓“老婆、孩子、热炕头”，说的就是这种享受。数九寒天，有什么比“热炕头”更具诱惑力的？

家里要是来了客人，关系亲密的，主人就要热情招呼：上炕！上炕！”

上炕，那就得脱了鞋，盘腿而坐。

炕上有桌子，矮矮的，叫“炕桌”。比较郑重的吃饭，是要把饭菜摆在炕桌上吃的。要是一般的吃，就蹲在厨房门口了。当然，农家的厨——那种亲密，那种满足感，不是城里人所能体会的。

现在的人，如果仔细看本山大叔的小品，也许能体会出一点儿味道来。

在新时代里，有时候我也想：如今流行的词汇把莋爱叫“上床”，如今的老乡，总不能把莋爱叫“上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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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炕上的伦理

关于火炕，还得说一点儿。火炕是东北农民家里的主要设施，有炕的地方才是家，才是住处。

农家的卧室叫“里屋”。炕，三面紧挨着里屋的墙，还有一面朝着空地。

一般的农家，在炕梢都有一排炕柜，柜子上放着几床叠成长条的大被，那就是“被垛子”。被多、被新、被垛子高，就是富裕的标志。

东北农家大被的被面，全都是花花绿绿的，图案是俗不可耐的大红底色，加上大朵的带叶牡丹花。最近出版的大陆版张爱玲《小团圆》，不知怎么的，就用了这种图案作装饰。还有畅销书《黑道风云20年》的封面，也是东北大花被面。

大红大绿，喜庆，这就是东北农民的审美观。没办法。一年中有8个月没绿叶，推门看天地，不是土黄就是黑褐，老爷们儿全是一身黑棉袄，太缺乏色彩了。

下面讲讲，这样的大炕怎么睡？

人躺下，头朝北，也就是朝着与窗户相反的方向。炕面的边沿，有一条扁扁的木头，叫炕沿。东北老农开玩笑，说谁的岁数小，就说：你还没有炕沿高呢！”说的就是炕沿离地面的高度。

一大家子人，都睡在一个炕上。在我们那儿的家庭伦理中，只要是三代以内血亲，无论长幼，男女睡一个炕上没问题，不用忌讳，但原则上儿子娶了新媳妇，是要分屋另过的。

有极少数人家，人口奇多，屋子不够，加盖也盖不起，于是就有搭建“对面炕”的，也就是在北墙那边也搭一个炕，以缓解人口压力。

我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一家子大小，男男女女，临睡时宽衣解带总不大方便吧？尤其是，老爷们儿和小男孩全都裸睡。后来我想，可能是到了睡觉时就“拉灯”，或者长幼辈错开一点儿时间睡下。总之人家会有办法，不至于尴尬。

前面提到过老农喜欢裸睡，裸睡为什么能省衣服呢？因为农家的炕席有点粗糙，容易磨损衣服（可能只是心理作用），所以男人一定要裸睡。裸睡，其实是有一点儿危险的。火炕很热，睡到后半夜，容易掀开被子，裸睡者的那点儿零件就会全部曝光，很不雅。

而且，夫妻之间干点儿“坏事儿”，也没办法与小孩子完全隔绝开，导致农村小孩从小就什么都知道。

我在写本书的时候，我的小弟就对我说，他当年随家下放到农村时才六七岁，邻居的小孩儿就告诉过他，男女做“那事”的具体姿势是什么样的。农家孩子还拉着他去自家窗下，偷看他们父母如何行房事，这算是睡大炕的负面效应吧。

农村也有个别作风不好的女人，老农在背后骂她们，说她们是“卖大炕的”，估计这是旧社会农民对妓女的称呼。

呵呵，炕上的伦理，细想想，还挺惊心动魄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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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西合璧的墙上装饰

应该承认，我那时虽然插队8年，但思想深处始终没改造好。在我心目中，农民的家，那根本就不叫个家，叫“家徒四壁”还差不多。有时想想，幸亏自己没出生在农村，不然这土坯房、泥巴炕头、泥巴地、糊满发黄报纸的墙壁，不就成了我的家了。

这哪有一点儿家的温馨？哪有一点儿人的尊严？

我不成了原始部落的人了！

离开农村后，有时候回想起来，观念就有点变化。想想农民虽穷，但农家还是挺有味道的。穷人，实际上也在苦心经营着一点儿温馨气息。可怜是可怜，但嘲笑不得。

农家虽然是家徒四壁，可墙上还是有风景的。那时候的墙纸不去说了，就是废报纸。在老农的观念中，报纸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物质，是拿来糊墙的东西。当时的报纸，既没有信息，也不能提供娱乐，全是脱离现实的口号。

农家的墙，最多5年就得重新糊一遍，不然报纸就黄得跟旧社会差不多了，而且有的地方可能脱落、损毁，看上去更加寒酸。

新糊的墙壁，报纸雪白，尤其是晚上电灯一亮，还真是有一股富贵气。

这对农民来说，不容易了。农民是体制外的，没有任何人家是订得起报纸的，这些废报纸，都是花钱买来的。花的钱虽然不多，那也是血汗。

我见到的新糊的墙，不多，一般是集体场所和新婚家庭才有。

农家的墙上，也有装饰物，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年画，20世纪70年代那阵儿，传统年画完全绝迹了，什么“年年有余”、“五谷丰登”、“观音送子”、“南山寿星”全没有了，全都换成了宣传画和样板戏剧照。

我下乡那年，中苏爆发了珍宝岛冲突，于是就流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宣传画，画面上是威武的军人与民兵。

那些年，样板戏刚刚开始普及，流行着一幅《红灯记》的宣传画，上面是李铁梅高举红灯，下面是一个女红卫兵高举语录本，意思是要继承先辈。

此外，还有一种挂屏式的年画，是样板戏剧照，从上到下，四张一幅，一共四幅，大致可以把剧情介绍明白。

这些宣传画，与农民的实际、与农民的渴望相距十万八千里，严格说，贴在家里是不伦不类的。可是，毕竟这是色彩鲜艳的印刷品，贴上墙，就能驱散一点儿寒酸气。画上的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

那时稍有财力的农家，春节前都要贴上几张新画，想要增添“财产性收入”太困难，就贴几张画吧，好在画上的人物衣着光鲜。画饼，也能充饥。

贴年画，是千年的老传统了，“革命”年代里取消了年画，你总得女性，胸脯是鼓鼓的。这——“鼓鼓的”，就能给少男们以遐想。

望梅止渴吧！

另一类墙上装饰物，是老照片。农家的老照片，都不放在相册里，而是密密麻麻镶嵌在一个或几个大镜框里，就像开展览会。家里来了客人，这几个大镜框，是很能抓人眼球的。

那时的照片，很少有生活照，谁家能富得买个照相机啊？一般都是去照相馆照全家福。

全家福，就是老农理想的底线。

农村的老太太，要是儿女有出息的，进城当了工人、做了干部，那就会向客人热情介绍：这是大小子、二小子，这是大丫、二丫……”不无得意。

我一直很不喜欢这种乡俗，直到几年前看到欧洲旧时的市民家庭照片，才知道，原来这“照片上墙”的习俗，是从欧洲城里人那儿传过来的。

敢情放在100多年前，这还是国际上很时髦的风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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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苗

亲身经历当年农村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