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民族危亡之际,父亲陈三立绝食而亡。 不久,日本宪兵队请陈寅恪去司令部做客:“先生如果留下来授课,年金丰厚。” 陈寅恪知道,如果拒绝,肯定要遭迫害,但他亦不能赴死:“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我的责任。” 以至于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悄然离京,辗转去往西南联大。守孝期间,国恨、家愁叠涌而来,急火攻心,导致他右眼视网膜剥离,必须马上做手术,可一旦做了手术,必须修养一段时间。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抵达联大时,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见了。 在联大,陈寅恪常常秉烛达旦,备课、写作,绝不因坏境恶劣而懈怠。 由于长期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工作,不久后,他的左眼视力也骤然下降。陈寅恪读书,向来行的是“古法”,圈点、校勘、批语都在书本上。 北平沦陷时,他将所藏典籍送至长沙,结果在途中被日本人的炮火毁掉,后来带到联大的手稿也悉数损毁,之前所有的研究心血都化为灰烬。 在几乎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陈寅恪愣是靠着记忆,在茅草屋里,汗流浃背,坐在小板凳上,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巨著,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经典范式。 1939年,牛津大学聘其为教授,这是该校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专职教授。 原本两度辞谢,后考虑到英国能治眼病,陈寅恪才答应,携家人借道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不料欧战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 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赴香港,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又延期一年,此时,昆仑关失守,回联大无望,陈寅恪被阻香港,进退维谷。 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守。国民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抢运”学界名流,陈寅恪却被保镖无情挡在飞机门外。 原来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二小姐,将自家洋狗、沙发甚至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甩下一群学术名流无路可去。 日军进驻香港后,陈氏一家生活状况堪忧,与内地间的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以至于“食粥不饱,卧床难起”。 不久后,陈璧君派人前往陈家,威逼利诱,企图说服陈寅恪到日伪区任大学教授,陈寅恪狠狠地用脚跺地面:“请走不送!” 伪港督又拿出20万军票让陈寅恪办刊,陈寅恪再次拒绝。 日军知道陈家生活艰苦,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饿死,也绝不摧眉折腰。 狂儒刘文典向来敬重先生,每逢昆明警报响起,他都跑得飞快,美其名曰:“我是替《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 若是路上看到陈寅恪,便又指挥学生道:“我死了没什么,快去保护国粹!” 得知陈家受困,刘文典在联大疾呼:“陈先生若出事,五十年内不再有此人!” 幸而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后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返回大陆。 随后,陈寅恪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昏暗的灯光下,专注于学术一如既往。 1944年,成都一个雾气阴冷的早晨,陈寅恪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从此,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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