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5【石门随笔】学中西马 习儒释道 写诗书画 净身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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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揭示出的“中”之理念，也见于中华历史文化的早期文献记载。如《荀子•大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中”与“和”密切相关，二者并称合用，最早出现在《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司马光认为，“中和者，大则天地、中则帝王、细则昆虫草木，皆不可须臾离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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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墨子”传信、“嫦娥”探月、“蛟龙”入海、“神舟”飞天、“北斗”组网、“天眼”巡空、“鲲龙”击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整体能力持续跃升，不断赋予中国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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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趣之中无安乐，不净室中无妙香

书生自有逍遥处，苦乐忧愁尽化诗

人之生命需要的不仅是逻辑和分析，以及技术文明所带来的生活环境的改善，更加渴望的是一个能够使灵魂得以安放的场所。诗化哲学，正是一个颇为合适的灵魂归处。

诗哲学“更能深入到哲学思辨领域，以简驭繁，由一显多”，代表作有陶渊明《咏贫士》《读史述九章》等。

唯有诗的语言才能引领人不断超越在场，走进“澄明”与“本真状态”的自由境界，实现海德格尔称颂的“诗意地栖居”。

张先生强调人生境界的提升，提倡以艺术审美的神圣之光照亮人的生活。他要探讨的是，哲学如何与审美、艺术相互融通，进而走向现实化与诗化。张先生以此表达了中国哲学走向诗化，并在科学日益繁荣昌盛的今天以新姿态走向世界的美好愿景。即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之美基础上，使当代中国哲学回归现实，摆脱“寻找最普遍规律之学的界定”，跳出“停留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走向普罗大众，成为艺术的哲学、诗化的哲学，成为“提高人生境界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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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由人造，宛如天开”。大运河的魅力注定是常研常新的文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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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哈姆雷特》一样，莎翁的所有戏都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创造性地模仿”，所以我现在常说莎翁是一个天才编剧。这为我们思考创新与模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鲜活例证。

1929年，在谈论“女性与小说”话题时，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1882—1941）写下了散文名篇《自己的房间》（ARoom of One’sOwn，1929）。她认为，女性要写小说，必须要有钱和自己的房间；换句话说，由于社会对于女性做了种种限制，她们不得不成为父权的奴仆，日夜为家庭操劳，在此背景下女性如果要有所成就，必须仰赖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且有办法摆脱外界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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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历程，探究鸦片战争一百八十多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中华民族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内在逻辑，不难发现，在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被历史和人民选择领导民族复兴伟业，之所以能够不负历史和人民重托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任何政治势力和党派所没有的独特政治品格和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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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治品格和精神气质是全面的、一以贯之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决定性因素。它们至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起来的政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的政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磅礴力量；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路的政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道路；第四，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崇高理想和为理想无私奉献、不懈奋斗、勇于牺牲的政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不竭精神动力；第五，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宽广世界眼光的政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第六，中国共产党是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锻造了坚强领导核心。

　　一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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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时间和注意力，然而时间和金钱的消费只是浅层次的文化消费，更深层次的消费是审美与文化的认同和需求，是情感表达体系的认同，是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归属，是一种珍视本民族美好文化的心灵悦纳。这是一个耳濡目染的过程，需要时间和阅历的沉淀，也是传统文化当代化需致力的目标，即完成“场景化”“生活化”的浸润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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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思想的现代价值

　　入选理由：张载是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其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仅体现了理学的真精神，也阐明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被后世推崇并广为传诵。2020年是张载诞辰1000周年，学术理论界召开多场会议对其主要思想、经典著作及现代价值开展研究。1.研究张载思想的核心观念及经典著作。围绕“气”“太虚”“太和”“天地之性”“德性之知”等命题和范畴展开，对《正蒙》《横渠易说》等经典著作进行了新阐释。2.挖掘张载礼学思想的现代价值。张载之学“尊礼贵德”“以礼立教”，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礼学体系。学术理论界对张载礼学结构功能的学理系统进行了辨析，对礼在道德教化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阐述。3.对张载生态伦理观及其现代意义的思考。学术理论界普遍认为张载的人与自然和谐观对于今天构建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具有启迪意义。4.对张载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讨论。对张载思想中“成德为圣”的教育价值、“去疑求新”的创新教育、“因人才性”的教育方法、“以礼为先”的为师之道等进行了探讨。

　　专家点评：张载留给世人的思想遗产，具有特别突出的现代价值。1.“横渠四句”是北宋理学的根本精神，为传统中国社会夯实了文化根基，为开拓世代平安和谐提供了价值理念，在当今时代仍然为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发挥着积极作用。2.“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天人之学的重要源头，既具有精神境界意义，也蕴涵了古人对社会秩序和自然伦理的诉求，昭示今人只有经由不懈努力，才能在道德、社会和自然等领域趋近这一理想境界。3.“民胞物与”观念把一切人或物都看作宇宙大家庭的平等成员，针对仁爱差等观，“民胞物与”及“爱必兼爱”所彰显的仁爱平等观是儒家仁爱观的突破，对今天深刻理解平等价值观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点评人：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首席专家林乐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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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日本学者斋藤孝在《深阅读》一书中所指出的，“如果书读得不够，只依赖互联网的话，就只能在海量的信息表面漂流，完全无法深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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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7在这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文化领导权。列宁指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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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释“书”为“箸也”，又说，“著于竹帛谓之书”。“书”的古文字形体从聿、者声，其中，“聿”描绘了人以右手持笔书写的情景，“者”则意味着与“箸”或“著”音近义通的同源关系。在这里，“箸”从“竹”，“著”从“艸”，“竹”叶下垂而“艸”叶上扬，但作为部件处在汉字的上部时都有可能被压缩为“艹”，所以，“著”和“箸”是异写字，具有明显、显著之意。这些论述体现了汉字必须经过“人”以“手”持“笔”使之“著”于竹、帛或纸等特定的物质材质，才能实现使文字由“隐”而“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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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龟孔木：《杂阿含经》卷十五406经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大地悉成大海，有一盲龟寿无量劫，百年一出其头。海中有浮木，止有一孔，漂流海浪，随风东西。盲龟百年一出其头，当得遇此孔不？阿难白佛言：不能！世尊。所以者何？此盲龟若至海东，浮木随风，或至海西。南北四维围绕亦尔，不必相得。佛告阿难：盲龟浮木，虽复差违，或复相得。愚痴凡夫漂流五趣，暂复人身，甚难于彼。”参见《大正藏》第2卷，第108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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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

自然科学研究的初心是不断探知未知的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初心是要形成时代的价值观、文化的精粹。

经济学的古德哈特定律认为：“当一个措施本身成为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措施。”换句话说，当任何一种学术评价体系带来的结果成为了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那么这个评价体系都有可能面临被异化的风险。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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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子理惑论》这样向人描述佛的形象:“佛者,谥号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佛的这种形象,与《庄子》中“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至人,以及“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将旁礴万物以为一”而“物莫之伤”的“神人”,具有明显的可比性。前者见释僧祐《弘明集》,刘立夫、胡勇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页。后者见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30页。

白居易留给后世两种不同取向的精神遗产，一种提醒我们，“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另一种告诉我们，“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因此富含包容宽和的气象。

白居易的人格范式，同样有着不愧为广大教化主的巨大影响和当代价值。他前期主张为政治为人生的文学观，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后期乐天知命，对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加以发挥和改造，成为后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财富，人格范式滋养了后世文人的精神家园。宋人早有“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的说法。乐天型人格范式，上承陶渊明，下启苏东坡，是中国文人三大人格范式的重要一环。白居易曾自比“异世陶元亮”，其实陶渊明，晋代之白乐天也；苏东坡，宋朝之白居易也。可以说，盛唐李杜之后，白居易树起又一座唐诗丰碑，具有第三极的意义。在日月争辉的李杜之外，步入中唐的白居易，更注目于大地人间，不仅兼纳李杜之光，而且开出融风流于日常的新路。与“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的李白不同，白居易与晚年杜甫心境更为契合，注重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里，于细腻感受和冷静观察中，体味人生的滋味与境界，所谓“白傅风流造坦夷”。这位广大教化之主，擅长放下官样体段，以平实的笔调、朴质的面貌、诗人的襟怀，叙写身边眼中的平凡世界，显示出获取物质和精神双重享受的生命姿态。从中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白居易已经成为独具魅力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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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说，罗马帝国3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武力，第二次靠宗教，第三次靠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灭亡而消亡，宗教随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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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家多浅，专门家多悖”，说明博与专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用“天圆地方”来形容做学问的要领。“地方”就是要坐得住，“天圆”就是要善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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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读“四史”，应坚持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把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置于新中国70多年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学习，把70多年的新中国史置于近百年党的奋斗史中学习，把百年党史置于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和50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学习，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上溯中华民族史、人类文明发展史，这样才能充分激活思接千载、视通万 里的宏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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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曾经在《敦煌和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书中讲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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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提道：“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培养。”[12]369那么，如何培养一个人的人格呢？潘光旦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人格养成的“位育之道”。“位育”一词来自《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再解释为“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实乃“安所遂生”之意。其核心思想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是被动的适应或顺应，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教育必须能够使人“安所遂生”，否则只是“办学”而不是教育。[12]48-49而这种教育的关键就是人格的养成，如果人格不成熟，徒掌握了科学技术可能会破坏环境。为此，潘光旦先生的“位育”教育思想为民族教育的重点带来诸多启示——培养民族成员的人格，使其能正确掌握和使用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社会，能建立起国家认同感并热爱国家，能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和谐互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潘光旦先生寄希望于未来的“安所遂生”的位育目标，从而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生秩序的人文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推崇“天下和合，共为一家”，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世界之事视为自己的事，将天下民众看作是自己的同胞。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并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立场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群众立场和群众观点的典范。

冷，即冷板凳、冷猪肉的简称。范文澜倡导学人做学问要有“二冷”精神。他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是坐冷板凳，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认真读书搞研究，埋头苦干，坚持不懈。二是吃冷猪肉（古代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可入孔庙配享祭祀），就是告诫大家不要急于求成，要做长期的努力，最终你的成绩会被社会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