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上海战友fficeffice" /> ffice:smarttags" /> 1968年11月25日夜里,我们从齐齐哈尔火车站乘坐一列平时闲置,没有暖气,照明也不好的专列,26日清晨天刚亮,到达兵团五师所在地-嫩江县境内的双山火车站。当时站台上人很多、很乱。接我们的46团军务股现役姜参谋和刚从部队转业的老谢,手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名单,点名分配连队。我们班九名同学分为三处,我被分配到了五连。我一直把这天做为我们上山下乡的纪念日。 兵团的汽车队设在团直,十几辆“解放CA-10”几辆罗马尼亚制造的“布切奇”和前苏联生产的“嘎斯-51”,统一调度,集中运粮和运送大宗物资。连队的日常交通运输主要靠胶轮拖拉机,“尤特兹-45”型号为主,时速在35公里左右,这种拖拉机被扣上用铁皮自制刷上红漆的驾驶室,大家习惯叫它“小红车”。“小红车”牵个拖车,连队拉货领材料和拉人都用它,这可是连队的宝贝。普通战士平常想要出门,就靠搭乘“小红车”,或者马车,或者拦截拉货的汽车,但能不能坐上全看司机高不高兴,要是得罪了司机后果便可想而知,步行几十里是每人都有过的经历。那时的汽车司机可都能找上漂亮的媳妇。 我们把行李放在拖车车厢里,行李上再坐上人,突突突突,就拉着我们走向社会,走向屯垦戍边的征程,虽然不是“大漠孤烟直”,却也是驶上了前程未卜的路。 经过六十里沙石道,也穿过一大片次生林到了我们的连队。进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的黑色。土地黝黑黝黑的,房子土房居多,也是黑的。还好,连部有几栋砖瓦房。一栋是连部办公室,一栋是食堂,一栋是新盖的宿舍。对了,麦场的种子库也是砖瓦结构的。连队也像过去所有的农村一样,有一股马粪味儿。刚闻到不习惯,时间长了还会感到挺亲切。 我们就被安排在新建成的宿舍里。新盘好的炕还冒着潮气,墙是雪白的,刷的也不匀,横一条子竖一道子的。六个人一个屋,有一铺南炕。 第一个星期办学习班。就是由一个1964年由鸡西市来农场的老支边青年组织我们学习。介绍连队阶级斗争和“斗批改”的形势。介绍连队领导和“抓革命促生产”、“斗批改”两套班子成员。这位支边青年文化不高,但挺厚道。请注意,我称他支边青年是因为支边青年与我们知识青年身份是不同的。支边青年多数是辍学或考不上上一级学校,也有的是因为家庭子女多生活困难,选择到这里就业的。而我们是国家统一的“一刀切”“连锅端”。当时一个操着莫名其妙口音的指导员的口头禅是“我是抓运动的,生产我不管。”姓白,大家叫他“白搭”。1971年,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据传他借题发挥说“农业学巴黎公社”,我想一定是连队知青在故意编排他。他头脑清楚,知青也很爱戴他,开他的玩笑,他自己并不介意。 我们是这个团1968年接收的齐齐哈尔第四批知青,分到五连的是我们部分兵工厂子弟中学和九中的初中生共计15名。学习班休息时间,我们跑到山脚下的空地里踢足球,我还利用课余教过大家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到了班排,我们认识了比我们先来几个月的各地知青。其中有六位上海知青四男两女,显得尤其与众不同。后来知道,他们来自上海市静安区,都是老初三的,比我们高两届。 与他们结识以后,性格互补,大家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连队办公室那栋平房是各连队的标志性建筑,设计图纸都一样。东西两头房山都横着盖几间,挡风又显得格局,呈“工”字形。西北和东北两个角上的两间房子由于常年见不到阳光,很潮湿,冬天尤其是晚上感到很阴冷。几名上海人苦中求乐,管那里分别叫“西伯利亚”和“东伯利亚”。“东伯利亚”我也住过,确实不暖和。 我们到连队时,地里的活都结束了,但并没有做到“地了场光”。麦场上选种机在选麦种和大豆种子,选出的种子要入囤。囤子是用穴子围起来的,在农村生活过的都懂。农村有些农户的囤子是固定的,兵团不是。 过大筛和入囤,难免有扛麻袋的活。遇到这种活,东北人争先恐后,一麻袋小麦160斤,一麻袋黄豆180斤,敞着口,我们抢着扛。扛麻袋上几节跳板成了我们北方知青的“专利”。上海战友不同,他们指了指胳膊上的红袖标“张春桥派阿拉来造反、来搞革命的,扛麻袋阿拉是吃不消滴。”听得我们哄堂大笑!这句话后来成了大家揶揄他们的话柄。 上海男生阿源,女生小马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阿源跳舞不怎么样但很投入,常常赢得善意的笑声。小马人长得漂亮,肤色很白,很单纯,说话银铃一般,能歌善舞。我还是不敢上台,在宣传队拉二胡。有一次,我用马头琴般音色的低音二胡拉起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小马不由自主地和唱了起来,大大方方,娇滴滴的南国之音,让屋里所有的人霎时都安静了下来,大家“叹为听止”,听得如醉如痴。这个场面更是永久地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了永不衰减的旋律。 六个上海知青有四名男生,阿明同我一道上了大兴安岭,是班里的工具员,他做的扁担、修补的铁丝筐很好用。回连队工作几年后到四连当统计,交了一个北京女生,不知后来返城去了上海还是北京。阿军留在了五连,后来上学回到上海成为一名医生。阿源、阿仪与我同在值班三连,其中阿源与我前后脚到了机关。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阿源多才多艺。爱好书画,篆刻,自修中医和日语。1978年被黑龙江大学破格录取,他面试时,流利的日语让主考官感到很吃惊。对阿源的印象今后我会独立成篇。 阿仪没有离开北大荒,娶了齐齐哈尔的姑娘。1998年纪念毛主席关于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一八”批示30周年时,战友见到了坚持扎根边疆,昔日朝夕相处的战友。有的知青还特意穿上了当年兵团战士的绿色棉上衣。看到他们,战友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两名上海女知青都留在五连,文静内秀的阿雪才能没有被人发现,几年后见过她放猪在山脚下。那名最漂亮的小马在田间排,后来当了老师,再后来嫁给了与我同上大兴安岭的齐齐哈尔男生,他们乐不思蜀,在连队过起了小日子,很晚了才离开兵团。 娶了小马的男知青铁杉浓眉大眼,心地善良,早年就没有了父母,后来跟她又从上海辗转去了无锡。据说前几年来过天津,两人都退休了,小马爱铁杉爱得还像当年那么深痴。 去年有战友重访第二故乡,看到了小马结婚时由上海托运来的五斗橱,现在还在连队老职工家里用着,大漆很亮。睹物思人,让人思绪万千! 今年我们许多当年知青将要回兵团,参加十万知青大回访,不知能否听到他们的近况。 可敬,让我朝思暮想的六位可爱的上海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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