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有甲骨文专著来看，有几种说法。
1.商和祭祀有关，早期商甲骨文的写法酷似祭祀器物，而商朝又崇尚祭祀。《文字源流浅说》
2.后期商字和商星有关，后期商甲骨文的写法有表示星星的部分，商星是古代星座名称。商星比较发红，发亮。《1000个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3.周朝以后，商也表示经商之人，因为周朝用商字下面加个贝字，表示商业活动，但后来这种写法被废弃不用了，却借用商字来表示商业。《汉字形体源流》
4.商表示由外及内，表示施用酷刑，因早期商字下部是甲骨文的内字，上部是表示刑具的辛字。《说文解字》
由于甲骨文的商字写法多样 ，我感觉各种解释都有字源上的依据，都有一定道理。但商星和商业应该是晚期的解释和意义。
这个帖子很像一个学术性研究的帖子，也许最后没有定论，但讨论的过程或许更有意义，这是一个不断逼近真理的有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出现失误又不断加以调整和修正的智力相互交锋的过程。
专著中的图片
2---
3--
4--
还是教授的资料丰富啊！学习了~~~~~~~~~ 回冰岩教授：据上海书画出版社87版《常用古文字字典》对商字的解释：商，甲骨文作如图：1写法 金文作图3写法，朱芳圃解商曰：字像子（篆书）， 置“冏”（不带口）上，不带口的“冏”字：物之安也，亦谓之堤。《淮南子。诠言训，瓶瓯有堤。高注：堤，瓶瓯下安也。今俗谓之底座。盖商人祭祀时，社烛薪于“冏”（不带口的写法）上，以象征大火之星，又增日（篆书，圆圈内加一点），象星形，意尤明显，又增口，附加之形符也。考星宿三星为东方七宿之一，在房宿之东，尾宿之西，中有一等大星，其色极红，故谓之大火，商人之主，始以名其部族，继以名其国邑及朝代。古辞中“大邑商”的商是国邑之名。
http://bbs.china-ws.org/attachment.php?aid=235403&k=3436413d21c1020ceca80ca4ea4149bf&t=1252390400&noupdate=yes 故商本意祭祀一说。商人之主，始以名其部族，延伸其商朝、商业。。。。。。
[ 本帖最后由 毛大侠 于 2009-9-14 18:48 编辑 ] 谢谢诸位，学习学习！ 还是你们厉害，不管结果如何，你们所探讨辩论的过程就深深的吸引了我，佩服你们知识的渊博，我是只有学习的份了！ 商丘大辩论，我可是个门外汉。 综合上述辩论，可理解为：“商”应该早于商朝，阏伯（火之祖）封于商，后推翻夏桀而建商朝，王亥周游列国进行物物交换时，那些人因为是商人，所以被称为“商人”，而后就有了商人、商业、商文化。有理。 学习了！三商起源！ 听说李克强同志到商丘视察原文化局长尚起兴作陪，李提出问题尚未答出，要知道对商丘历史尚可算专家级人士，真乃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转：擦亮一个久违的古汉字 余秋雨商丘论“商”道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14日04:19 大河网-河南日报 http://image2.sina.com.cn/dy/o/2006-11-14/6cf478612df6d65c28ffc34543fde8b7.jpg与学者相约，听智者讲道。著名学者余秋雨日前在“2006国际华商文化节《华商有道》论坛”上谈古论今，以散文式的演讲风格讲述了商文化的形成、传承，以及与和谐中国的关系，并对中西方文明进行了精辟论述。
纵论“三商”
余秋雨说：“商丘的‘商’具有商族的商、商业的商和商人的商三重含义，在我看来，‘商’还是一个伟大的地名、伟大的朝代和伟大的职业。‘商’很长时间被中国主流文化所误会，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应该把它重新挖掘，重新斧正，重新擦亮。”
余秋雨说，在公元前21世纪，中华民族刚刚进入文明时代就懂得进行商业活动了。《诗经》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文字生动地刻画了早期的中华“商人”的形象，这说明中华民族的文明较之其他文明更成熟。公元前5世纪，全世界涌现出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欧洲的思想家在爱琴海旁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的思想家在恒河畔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的思想家如孔子则在黄河边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他们合在一起就是整个人类文化成熟的标志。
“在中国，由于重农轻商的文化传统，使得千百年来商人、商业这一文化资源被忽视，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商人没有受到文化人的关注，巨大的财富与巨大的寂寞给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中国商人为社会进步带来了巨大的贡献，却承受着很多误解、委屈和辛酸。文化上的不支持，使商业一直处于不正统的地位，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大缺憾。”余秋雨说，“不是我们自己把‘商’字擦亮了，而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风霜血泪把‘商’字擦亮了。如今我们应当大大方方地把‘商’字竖在街头，立在心中。”
中华文明延续的三大原因
在进行中西方文明对比时，余秋雨谈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原因。他说，除了统一而延续永远的文字系统外，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三个“不喜欢”是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一是中华民族不喜欢远征。这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在本质上是农耕文明，讲究聚族而居，代代相传。这种思维方式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全然不同，后二者强调冒险、进取，前者则主张防守、和平。很多军事远征必然遭到历史的报复，而中国则为文明的延续保留了实力。”“二是中华民族不喜欢极端。”余秋雨说，“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思想使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弹性哲学，它对许多社会现象保持着一种宽容的接纳。世界不是纯白也不是纯黑，还有辽阔的灰色地带，这个思维方式很重要，避免了许多不应该的互相伤害。”
“三是中华民族不喜欢无序。有序的代价是使得整个国家比较保守，不太自由，但却能很好的保证思想的延续，儒家经典被千万人背诵濡养达1300年之久；秦代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建立的郡县制、户籍制到现在还在沿用，这都是相当惊人的事件。”
余秋雨最后感慨地说：“中华文化在其他古老文明一一逝去的情况下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十分不易。她在无奈中淡漠了商业。如今她可以摆脱无奈，呼唤人们对商业、商人以及商文化认识的回归，一起擦亮‘商’这个被淡薄的古汉字。”⑥2
一个重新被擦亮的汉字“商”
----余秋雨
马东：
谢谢、谢谢吴连烽先生。吴先生用他很浓重的南方口音但是在尽力的用普通话给我们进行他的演讲，我们应该对他表示再一次的感谢。（掌声）吴先生今天给我们讲了很多身边的例子，这是和他的背景、经历有关的。其实他的从商经历可能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经济发展对于诚信对于经商之道来说，他有更切身的感受，另外就是他所总结的包容、开拓、拼搏、信义和博爱这十个字的华商精神相信也能给我们很多启示。
今天我们要请出的最后一位主讲人是著名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掌声）余秋雨先生是浙江省余姚人，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3年之后，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包括《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等，开启了一代文风，被公认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他曾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全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余先生。（掌声）
余秋雨：
谢谢马东的介绍，谢谢大家。（掌声）
（我）很高兴来到商丘，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其实我到商丘，到此时此刻还不到24小时，但是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商丘的城市气氛，大家都那么地热爱这座城市，那么地充满了乐观和自信，而且对外来的客人都那么地热情，当然也让我认识的很多的朋友，也包括刚才演讲的陈瑛先生、吴连烽先生还有这的很多很多的领导、官员和学者。进入商丘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刚刚树立起来的雕塑，就是根据甲骨文变形设计出来的“商”字，我看了这个字有一点震撼，我小时候老师讲到这个“商”字时说，孩子们你们要记得上面戴一顶帽子，嘴上有两撮小胡子，多奸诈，这就叫商人。（掌声）这个老师很可爱，由于他的这种教育使我们小孩认识了很多很多字而且不会再忘记，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老师的观念其实是沉淀了中国社会的一种主流思维，这个主流思维就是刚才两位已经讲到由于重农抑商所造成的一种思维的误区，这个误区存在的时间很长。长到什么时候？我讲讲中国古代后期的几个例子，我在书上都写过，好多朋友读过我的书，比如我在写江南小镇时我曾经提到过江苏有一个地方叫周庄，周庄里曾经躲过一个财神爷叫沈万三，（他的）钱有多少呢？钱多到朱元璋平定南京以后他觉得要修城墙，沈万三说：“三分之一城墙我出钱”，而且他还要拿出钱来犒赏三军。朱元璋一方面看中他的钱，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他那个得意的样子，“犒赏三军”，三军是你犒赏的么？（因为三军应该是朝廷犒赏的）居然要杀头，后来就把他流放了，他就死在流放去云南的路上。问题在那里。问题就出在沈万三是商人，他的那么多钱从那里来的都没有人知道，这非常能够说古代中国后期的一种（社会的）形态。按照我和一些学者的推断，他是做了外贸。但是当时处于禁海的年代，做外贸是不允许的，所以就传出他有一个聚宝盆，钱丢进去就会有不断地，源源不断的取之不尽钱出来，这肯定是传说，但是他事实在在地有那么多的钱，来自于哪不知道。于是说明在当时堂堂正正的商人，他的身份、他的行为都处于一种隐蔽状态，并且非常危险。明代过去就到了清代，清代我们知道我写过一篇文章是写山西商人的，晋商创造了非常了不起的事业，甚至于构建了初步的金融系统。现在山西省的平遥博物馆里还写了我的一句话，他们是一切银行家的乡下外祖父。但遗憾的是创造了中国巨大财富的晋商却没有得到过任何文化人的关注。所有的文化人都在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说的兴亡是朝廷的兴亡，他们居然没想到财富的增递是和国家兴亡有关的，没有一个文人想到。所以我写到：晋商的骆驼车队在他们的书房门口成队的走过，为这个国家带来财富的希望，但是他们说两耳不问窗外事，把窗一关，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就是当时经商的一个悲剧。巨大的财富和巨大的寂寞，巨大的贡献和巨大的不被理解，这个和欧洲有一点不一样，当他们刚起来的时候就有大量的经济学家告诉他们你们在创造什么样的新文化，所以最后我就写到，像日胜昌最大的票号，那里面发生的矛盾就是像现在所说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谁最厉害这一点，他们分不清了，按照农民思维他就分不清了。这里边就造成的很多悲剧。（我）看到周作人先生写的一篇回忆录，他说在他小的时候，清朝末年的时候，一个县官是不和商人同桌吃饭的，哪怕是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考生他可以一桌吃饭，但决不和商人一桌吃饭。这一思维是非常荒唐的，一直延续到清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但也说明了“商”字很长时间被中国文化所冷落、所误会。一直误会到我的老师那，这是一种一脉相承的一个传统，它成了一个传统。
现在由于时代的前进，我们重新认识了中华文明，我们的思维一下子跳到了非常遥远的古代，跳到了中华文明的创建期，在创建期，我们终于颤颤巍巍地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商”。这个字一直出现在我们的典籍当中，更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却一直被我们的主流文化所淡漠，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应该把它重新挖掘出来，重新扶正，重新擦亮。在我看来“商”字是什么呢？你们说三商，我也有三商。“商”，一个伟大的地名、一个伟大的朝代、又是一个伟大的职业，这是我理解的商。（掌声）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商”，一个应该被重新擦亮的古汉字》。（掌声）
下面，我把大家都必须记住的几个关键的年代和时间界限说一下，大家就可以了解“商”字在中华文化的失落和重新发现。公元前21世纪是我们需要记住的第一个年代，中华文明开始进入我们所说的起点性的时代，前面叫做前文明时期，我们叫史前文明。真正进入文明时代学术界有几个标准，一个是有起码的文字，二是祭器的出现，三是城市的出现，这三个条件其实是成熟文明的标志。文明也有早期文明和成熟文明，早期文明其实也发源于商丘，比如火的运用，火的运用用我们商丘一位干部所说：火的运用改变了人的素质，从吃生食到吃熟食，这是很了不起的。然后有了祭祀、有了文字、又有了城市，那就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文明，成熟文明开始于夏商周时代。公元前21世纪我们就进入了夏。对夏的历史我们所有的资料都不明确，都带有很多传说的色彩，记录比较简约。我们能够比较完整地了解到的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发现的甲骨文，在甲骨文里边我们大体了解了商代的基本信号、商代前的一些情况，叫前商文化，从那里我们知道夏代中期的商丘和王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华民族在刚刚进入文明的时代就已经懂得贸易，于是这个文明在整体格局上就显得更加完整。这种完整和成熟就出现在我们商丘这块土地上，这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骄傲。然后就进入了以“商”命名的朝代，我们进入文明以后有几个重要的信号，其中一个信号是：中华文明在构建之初就懂得了“商”，而且这个“商”一定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定大力地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更进一步的富裕和成熟，这是一个除战争之外另一种大规模的流通方式，是早期的人类摆脱空间的局限而走向交流。
第二个年代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我们现在说起来叫公元前2500年前后。这是一个奇怪的年代，奇怪在哪呢？前面的年代还有点自发性，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火的发现，我门的祭祀、我们的崇拜，带有一定自发性的行为。公元前5世纪大家一起进入了深层次的思考，出现了大批的思想家，我将一个有意思的，释迦牟尼和孔子的年龄只相差10岁，古希腊的哲学家和孔子、孟子等同时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包括古波斯的哲学家，创造拜火教的那些大师也是完全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这一时代。世界各国的思想家都把这个年代称为“轴心时代”，以它为中心把古老的人群和现代的人群斡旋起来了，这一点让人有气贯长虹的感觉。公元前5世纪是个思维轴心。我们现在再伟大、再了不起也只是公元前5世纪的那些大师的注视者、讲诉者、衍生者，了不起是他们的学生。第一代的思想大师在公元前5世纪就完成了思考。这是个很奇怪的年份，我们过去历史书很少讲到这一时代。这些同时在一起的思考有着非常奇怪的分工，分工非常明确。同样差不多的年代，古希腊的哲学家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印度的哲学家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这三种研究合在一起是整个人类成熟的标志，中华文明可以很自豪的说，在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缺席。人和人的思考，它有事实在在的社会依据，它有清新见朗的社会目的。这一点不错，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情况有一点点变化，比如我们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都在思考人与人的关系，直到今天人际关系特别是成了我们的重担，这完全是几千年的传统来了，既好又坏，后来就成了个老年病了。现在我们想起来这个人际关系很恐怖啊！这么大的重担都和这个文化有关。但是我们在黄河边上的思考家在思考人与人关系的时候，也思考了一个社会管理结构，在这时候开始对商业有一点点淡漠。这是主流思想家，思想家有很多，有些思想家比较重视商业，后来历史的手指移动到了中国的曲阜，移向了儒学的时候，儒学的主张是对商业有一点淡漠。在读孔子的著作时就已经发现他里面的商人已经有一点小狡猾了，得意洋洋的。孔子觉得中国的主体学说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个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社会管理学，在这个严密的社会管理学当中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家庭伦理为基点。农耕文明，中国的大河文明它是以种地为主，它的基准就是“聚族而居”，整个家庭住在一起，世世代代来耕种这块熟土，春种秋收，周而复始不要有什么变动，这就是农耕思维。这个思维第一就是排斥远行，第二排斥冒险，这就出现了和商业文明的岔路。
第三个我们应记住的年代是公元前后，这时候中国建立了帝国时期，这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比其他国家落后，西方建立了罗马帝国、罗马文明，中国建立了秦汉王朝。这样就有两大文明镇住了东西方，帝国时期非常了不得，为什么呢？因为把以前的文明经过了选择，又把公元前5世纪的思想变为国家思维。你说要管理，你说要治国平天下，好，秦王利用自己的权利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推行户籍制，我们现在还在用；推行郡县制，也就是封县，官员由中央派，严密的集权控制。这个时候孔子的思维，特别到了汉代变成了国家的思维，孔子对家庭的设想又变成了朝廷的设想。朝廷和家庭成为中国社会上下两个非常重要的结构，这两个结构基本上是讲究严密管理，反对冒险，反对变动，反对远行。这有好有坏，好的是有效地管理住了这个社会；坏的是确实剥夺了很多自由，取消了很多个性。而这个有序当时也有个非常不好的思维，就是认为要固守朝廷和家庭的严密性，对朝廷和家庭不能有效管理的商业，就淡化处理。谁不知道商业是有效的，但因为商人是流动的，在中国古代皇帝管理的秩序当中，他们属于失控的一群人。对于家庭来说，再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有人去经商的话，那就是对家庭的背离。所以，“商”慢慢的被淡漠了。秦汉王朝特别强调雄伟、特别强调争战、特别强调自己统一的帝国形象，所以战争也特别多，而且每次都是马蹄踏踏的大战，这个呢和商业文明又是刚好相反，商人最怕遇到战争，而且这种情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唐代。
大家需要记住的第四个年代就是公元755年，公元8世纪，唐代。这一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之前中国文明已经灿烂辉煌，中国社会的强大和文化的繁荣已经无与伦比，但是产生了安史之乱之后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谁来平定他。于是藩争又被呼唤起来了，只要是参与过搭安禄山的藩军，他们都想有比较大的权利，于是安史之乱平定了，中国社会改变了面貌，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变成了比较自由、比较分化、比较重视商业交往的社会。那是在公元8世纪之后。如果没有这个时代我就再也找不到也看不到北宋的清明上河图。元代有一些问题，我们都看到了他的时间比较短，是蒙古族统治的一个时代。
到了明代，朱元璋感到宋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太自由了，管的太松，这个管的太松也就包括这对于商业的松，于是他要更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他采取一个对外完全不施侵略、对内加强彻底管理的方式。这就带来两个后果，对外完全没有兴趣，就长时间实行海禁，因为海上的贸易对一个王朝来说是不可控的，虽然这中间有过一个郑和下西洋，我们刚刚纪念过，但完了之后又实行海禁了；对内他管理得很严，连地方干部都要朱元璋亲自派遣，极其严密，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案件，这些所有组合起来，明代又变成了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并且开始出现了特务政治、宦官政治。从朱元璋对沈万三的态度基本能看出来，我要你的钱但同样我也要你的命。这是明代的基本状况。
到了清代，出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康熙皇帝，他的奇才妙想只有现代的宏观的经济学家才能考虑到，但是清代的版图不小，西北边疆有那么长的一个国防线，那些守卫边疆的士兵他们的后勤由谁来供给，在交通极不方便、运输极不方便的时候由谁来供应？康熙皇帝动了个脑筋，国库不出钱，谁能够供应我北部边疆的战士后勤，我就给他运河里的经营权，某些盐商的产权。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的伟大的被国家鼓励的商人，浩浩荡荡的从南方出发到北部边疆，在这当中，山西商人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们那里很贫瘠，贫瘠容易出现两种可能，一是我受苦受到底，二是我造反。商人出现了第三种思路，我即不受苦受到底，也不造反，我可以有一种生活方式带动全村都富裕，而且没有剥削任何人。于是他们出发把南方的茶叶运到北方，把北方的貂皮和土产运到南方，在这当中他们发现在骆驼队中必须有好几头运送银子，这样不但费力，而且不安全，因为有好多的强盗，所以他门就想到我有没有可能用一种信用的，按照现在讲叫支票，想出来一个票号的想法，我可以异地兑换，我只要签了字画了压，我不要带银子，我到经商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兑换。但是当时国家不可能建立银行，那就我们自己来做。一下子商业从它的经营到资金的来源，一下子全盘都活了。这是山西商人了不起的创造。这就是我把山西商人放在安徽商人前面，他们自己给自己创造金融系统，而且完全无师自通。
清代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遗憾的是，尽管慈禧太后连自己的私房钱也存进了山西票号里面，但文化不给这种现象以支持，已然这么辉煌的商业仍然处于不正统的地位，这是文化的问题，社会改革者想的永远是造反与革命，完全没想到可以通过积累财富的方式来改变中国，所以在山西商人非常发达的时候，中国社会改革家们想的全是革命暴力行为。商业文明没有被两种人支持，一种是文化人，一种是社会改革家。他们都不认为商业对国家的兴旺大有好处，所以他们打打杀杀、兵荒马乱、烽火连天，在加上文化人的咬文嚼字，二者合流造成了我们比较痛苦的近几百年。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的失落。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天下兴亡的路有可能有他们所瞧不起的商人来承担着一半。尽管他们的生活完全离不开商人，但他们完全没有放在眼里中国的主流思维和文化的主体思维都处于这样的一种陷阱里面。
所以在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去山西写了一篇《抱悔山西》，我原来不知道山西是很富裕的省份，我只知道山西是很贫困的省份，我不了解你们还创造过这样大的财富，我很抱歉，同时我为我的前辈的学者抱歉，因为创造那么大财富的人在他们眼前走过，他们看也不看，我为中国文化对那些商人表示抱歉。现在平遥成了一个大家都去看的一个地方，当时作为其他机关的我苦苦寻找的那个日胜昌票号，现在成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在那展出。商业的声誉逐步的被恢复，商业人格也逐步的被显现出来了。我在我的书中讲到，为什么百姓会把自己全家的财产放到山西票号，为什么北京的高官会把自己的钱交给山西票号，那个时候也没有经济法庭，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前面两位先生讲到的诚信。山西商人的诚信是在没有商业立法和没有商业规范的情况下，所立下的一种心理原则，而这个心理原则也就变成大家精神上的秩序。
我讲的几段历史，我讲到公元前21世纪有商业的成分出现，这个成分很厉害，只有我们商丘，只有我们今天的举行这个仪式能够表明我们中华民族在最早觉醒的时候就明白商业的重要，但是后来我们也不能怪任何人，我们在黄河岸边的深层的哲学思考，让我们要以农耕文明作为根基，把商业思维淡化；帝国时期，秦汉时期为了有效的管理这个范围极大的国家，他们采取的是朝廷和家庭上下呼应的结构，对社会的流动因素和变动因素采取一个相对静止的态度，于是对商业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幸好公元755年以后，出现了另外一种结构，有了松动，也就出现了可爱的宋代，也有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清明上河图。虽然明代朱元璋设立了很多规范，但他已经挡不住了，明代的商业已经比较发达，那是在民间。清代商人创造过惊人的奇迹，但是由于主流文化没确认它，它惊人的奇迹成了惊人的悲剧。
这些说明什么呢？这些说明第一是中国主流文化有缺憾。另外还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中国的商人几千年来不知道承受了多少委屈、误解和辛劳，这是一群为社会进步带来了巨大贡献，但是几千年来一直不被主流文化所承认，所理解的人，他们是委屈良久的人。（掌声）他们永远被别人瞧不起，明明是由于他们才使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明明是他们才使得我们中国的社会往前进步，正是有了他们的物质流通，才使得人们享受到了在这个地区享受不到的其他地区的文明。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又是一个伟大的群落。
在这里我们要记住一个年代，这个年代就是乾隆皇帝的死，是18世纪的最后一年，1799年。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日历和外国的日历拼在一起了。正好从那一年往后，中国古代的好日子过完了，从19世纪开始中国就开始非常苦了，中国文明苦是因为和西方文明撞在一起了。西方文明是因为他们的工业革命，他们的地理大发现，带来了他们的商业的繁荣所造成的，但这个商业繁荣变成了过度，这个过度就造成他们在欺负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力量，完全无法抵挡。那这时我们应该发展商业了吧，没有。我们当时由于激进主义的想法，想到的还是用暗杀，用暴力，用其他各种各样其他方法来改变社会。这个也还可以说需要，对有一些情况来说也还需要。但总体来说，商业也还是被搁置在一边。无数的争执，无数的战争，烽火连天，但是不管是胜方还是败方都是贫困地。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每场革命提出的口号都是要摆脱贫困，怎么来摆脱贫困呢？不是用商业的形式的话，那你的方法就是要剥夺富裕，为什么能剥夺富裕呢？你要在理论上确定一点，富就是恶，你才能剥夺它。于是所有的社会改革家就进入了一个盲区了，就是我要摆脱贫困就要剥夺富裕，剥夺的理由就是富裕等于罪恶，就要剥夺它。但是我摆脱贫困以后有不能到富裕去，那我到那里去呢？所以我在书中写到，中国的社会改革家们是离开了此岸不知彼岸，彼岸不能去，富裕是不能碰的。我们年长的朋友都知道，富裕是资本主义尾巴，碰也不能碰的。贫困是我们要摆脱的，那么中间是怎么回事就搞不清楚了。就是说，这个船进退维谷，结果就造成大家贫困。
终于，不仅仅是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搞的大家都疲惫不堪，人们也慢慢的明白这一切没有道理。欧洲也有人出了欧体的构想，我们打了几百年，出了无数的英雄，那又怎么着呢？拿破伦很英雄，结果又怎么着呢？统一起来很艰难，但他们居然也慢慢地走向了统一，不仅仅是政治、外交概念上的统一，重要的是经济上的统一，那时我每次去，他们都说还差货币上的统一，总会让它统一，结果欧元出来了，在经济上也走向统一。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格局在变化，而我们中国也终于走出了政治斗争的误区。出现了邓小平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很明白的将我们引向了一个非常正常的发展时代。终于明白了和谐社会要什么、人们群众要什么，全明白了。这时候我们的目光才一下子跨越了几千年，看到了那个被玷污过的“商”字，这个“商”字不是我们这次学术论坛把它擦亮的，是我们中国社会几千年风霜雨雪、颠沛流离、血泪的教训，最后（安）定下来以后，把它擦亮的。所以说，我们中华文明的创造者、走出最初步伐的人，他们当时所构建的基本框架没有错。所以我在这提醒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开这个会，不是跟其他地方的人争谁的商业最厉害，或者说谁的商字提的最早，我想告诉大家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中华文明的参与者，我们商丘是中华文明建立之初的坐标之一，在原始文明和成熟文明当中它都曾起到坐标的作用。这个坐标在现代有必要恢复，我们有理由，大大方方的把那个“商”字用那样的红色，用那样的光亮，树立在我们的街头，也树在今天人们的心中。（掌声）
谢谢大家！
我们再倒过来设想一下，中华文明如果说它伟大的话就伟大在她延续了几千年，没有中断，一直发展到今天。再伟大的古文明都失败、消亡了，没有中断的只有中华文明。所以他伟大就伟大在这里。我到国外去演讲的时候首先抓住这个事实，你不能讲其他，你讲其他的时候外国人觉得很奇怪，说我们勤劳勇敢，外国人说哪个国家的人不勤劳勇敢？人家自杀炸弹比你们勇敢多了，一捆绑就上去了。你说你们勤劳勇敢他们就很奇怪；讲我们地大物博，地大的地方也还有；讲我们历史悠久，那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伊拉克，因为巴比伦王朝文明其实比中华文明要灿烂，3700多年前就有了汉莫拉比法典，过去的辉煌不能延续到现在的伊拉克，现在他们的审判举世瞩目，谁能想到那是人类第一个法典制定的地方，证明什么？文明中断了。在埃及也是，埃及金字塔很伟大，金字塔下面拉着骆驼走的埃及人已经跟金字塔完全没有关系了。因为血缘混杂了，他们好多是阿拉伯人，是罗马人打过来混血的产物，他们对金字塔的陌生就像我们中国人对它的陌生是一模一样的，古埃及文明找不到了。古代的波斯文明也找不到了。能看到还只有印度文明，我们都知道印度文明中最辉煌的佛教文明在13世纪时就已经灭亡了，然后是慢慢地恢复，现在恢复是因为考虑到旅游和佛教徒，这是小恢复，它不多。
中华文明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讲（是）因为有几个理由，几个简单的理由。我们不讲大的道理，有些你翻译成外文，他们说这些我们也有，但有几点是蛮厉害的。一是不喜欢远征。元代有（远）征过，成吉思汉是有征过，但那个时候中华文明也是受蒙古铁骑侵略的对象。当他的孙子建立元王朝以后，元王朝也是接受儒家学说。整个中华文明来说，它是不喜欢远征，好多文明都是在远征当中自我灭亡的，因为远征带来报复，在古代一切远征都是文明自杀。我看美国的《世界文明史》当中的讲中国文明的不灭亡优点是这样写的：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让这个国家成为远征的机器，他们的伦理思想不允许他们的军人思想远征，这个伦理思想主要是农耕文明的思想。就像我们在坐的各位对于远方的土地可以去玩玩，但是没有占有的欲望，中国历史上再再伟大的皇帝也没有想过去打一打埃及或者希腊，完全没这个想法。没这个想法的原因，他们说是不是世界地图不熟悉？（但）当时打的热火朝天的帝王，他们世界地图也不熟悉。他们只要听说了远方有强权，远方有财富，他们就骑上了马背。我们由于农耕思维使得我们没有远征思维，这一点是是非常重要的。郑和，他的船队到过那么多地方，他和他的水手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的领土要求，压根没想过。什么叫压根啊？压根就是文化的本能，中国人本能上就不会想这一点！去年我在东京的世界文明论坛上批驳中国维西论，你们说中国要打，那完全不可能，中国人打从心底都对你们的领土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大家知道，我们古代最大的悲剧叫做孟姜女，只是自己的丈夫去修长城了，去远行了，家里的悲剧就不得了了，就一定要千里寻夫送寒衣了。男士是不应该离开家庭的，这是农耕文明，要在这耕作，离开以后就不对了。即使就长城来论，它也是个守卫型的工程，不是进攻型的工程，长城的两层含义：去修，已经是不容忍了，修完以后也还是个守卫型的工程。这是我在世界文明大会上举的这个例子，不远征，这是一点。
第二个，中国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下来是因为中华文明不喜欢极端。大家大概以前看不清楚，但是现在都看清楚了什么叫极端。像自杀炸弹，非要几十人死这样，像美国单边主义那样，啪的一拍就把一个国家打了。按照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正常想法，这个极端主义肯定不行。中国有的时候也极端，比如说文革，但在历史的过程上来说它太短了，它会快速的回归到正常来，因为我们接受过中庸之道的洗礼，中庸之道前我们还接受过周易八卦的洗礼，知道一切极端发展到最后都是一个涡旋形、又回到原地，我干嘛还这样做？你看非常强大的美国现在对于伊拉克撤军的问题就非常麻烦，而这个麻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农民都会想到的。（掌声）中国也有极端，但那是过程系，我们的正系是中庸之道。一次我在中东，在中东耶路撒冷的一个小巷子的一家咖啡馆和我的妻子马兰在那，我就说他们在那一会和谈一会打。和谈是过程系，极端是他们的正系。和谈是假的，一谈完马上打了，发表什么和平都是很短暂的，就像我们的极端主义也是很短暂的。
第三呢，中国人不喜欢无序。中国怎么着都要有点秩序，这就造成了中华文明不灭亡的三大秘密。看上去很简单，就这三点，就足以使我们的文明不灭亡。
但我们也有些弊端，中国人有三个不在乎：一个是不在乎公德，像荣辱观什么的，一点都不喜欢。第二个是不喜欢实证，这个就有点复杂了。我们的有些数字，历来都是统治者拍者脑子想出来的。要不要采取这个行为，要不要打这个仗，考虑的是忠奸是非，根本不去想国库里有多少钱，完全不会考虑到我们有多少兵士。这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灾难，像我小时候，某产20万斤粮食，这数字是没有实证的。还有就是文革起来的原因说是三分之二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了，这三分之二的数字哪来的？不知道。就这样乱讲乱讲就搞出个大运动出来了。第三就是不在乎创新。三个不在乎是蛮严重的。
我们有三个优点三个缺点，也可以说三个光荣三个缺憾，但是我想如果商业文明早一点恢复的话，这三个优点将会更强大，这三个缺陷将会比较早的克服。
三个优点是我们不喜欢远征，是，你不在军事上远征，你的商业规模其实可以更大点。远征是一个民族向外部释放自己生命能量的一种方式，你的能量除了战火、马蹄外，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呢？商业。其实有好多人走过，丝绸之路的商人就走过。我在伊拉克的时候，在底格里斯河边上吃烤鱼，我写过一篇文章，阿拉伯的学者说过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商船到过那个河口，我就大吃一惊啊，（这在）中国的史书上没记录，但是阿拉伯的史书有记录，中国还有商人走了那么远，到底格里斯河那去了，这也还有那么了不起的商人。我们不远征，但我们如果能给更多的鼓励给商人远行的话，这个情况会好的多。这个有点遗憾。
第二呢，我们说的不极端、所说的有序其实也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愿望，这种不极端如果用商业文明来思考，那就要寻找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平衡，寻找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平衡，这个不极端就成为一个真正数字化概念。这样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就是真正的不极端了。有序也是这样，商业行为有诚信原则和继续延续的原则，必须在有序的状态下才能进行。我讲到的山西商人他要想拿到资金，就要在全国各地设立票号，而票号就是一个空间性的有序，它的兑换手续就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会影响一种社会秩序，那这就比我们追求的有序跟细致更有效。我们现在社会已经慢慢开始这样做了。
至于三个缺憾，商业原则也可以克服。比如公共空间，中国古代只讲究朝廷空间和家庭空间，不讲究公共空间。公共空间谁占领了？商人。商人占据了公共空间，由于商人的地位不高，我们公共空间的地位一直也比较狭窄。我们现在遇到的麻烦问题就是不讲公德。不讲公德原因就是我们对公共空间没概念。不是他们道德品质不好，是压根就没概念。我多次讲过我坐出租车在北京，北京的司机文化水平很高的，他可以讲昨天台湾发生了什么，说最近中央有什么指示，他都知道。他眼前一看，认出了我，跟我说余先生我跟你讲讲，我能背苏东坡的诗，能背上两首。但问题是如果后面有救护车的笛声他不会让，他会悄悄告诉我说咱不让，我们都不让。还有他会摇下车窗去骂一个走路比较慢的老人。理由何在？理由因为救护车上面躺的不是他的父亲，那个老人不是一个官员。（掌声）他们对家庭和朝廷之外的公共空间没概念，而这个公共空间一直是商人流通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对这个空间如果淡漠的话就产生了许多问题，如果商业文明进一步发达，这个问题就克服了。西方国家公共空间比较发达是因为商业要求这样。至于实证，商业更能弥补这一点。商人是不允许你胡讲数字的，我们中国对数字的不敏感、对实证的不敏感、对真实性的不敏感，都和对商业的淡薄有关。我曾讲到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多假冒伪劣产品，他们说这是由于商业泛滥，我说，不，这是商业还没有走上正道。这不是商品经济泛滥的结果，恰恰相反，是我们舒淡真实性的文化加害的商业。（掌声）我们不重视真假之辩，我们只重视忠臣和奸臣，是和非、对和错，真和假不太管。我们中国人对真和假都有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什么“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身正不怕影子斜”等等，还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就没有想到就是在雪亮的眼睛前，许多真实烧成了灰烬，许多冤案成了舆论，全部成了历史。人们没有辨别虚假的机智，但是这个要是在比较发达商业之中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因为只要是虚假，什么东西都站不住的。商业的发展可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向实证思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历史学家黄仁玉先生说中国是在八十年代开始走向实证思维的。那个时候，他在海外，在我们的政府报告中看到了因为贸易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数据，他一看数字是真实的，具体的，他觉得中国思维开始走向数字化管理了，走向实证思维了，这是商业带来的，贸易带来的。第三个就是创新思维的缺乏，那就更是如此了，我们要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开辟新的市场就需要创新思维。不然，完全是老字号、老字号，那不解决任何问题。
所以我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华文化非常了不起，它跌跌撞撞的在其他文明已死亡的过程当中走到了今天，我们为这个文明感到自豪，感到骄傲。那次我在万里旅行回来时，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情况下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在尼泊尔看到的，当时热泪盈眶。虽然经常回国，但在看过那么多沦落的文明以后，我看到它的时候感情很深。我后来对着凤凰卫视讲就想面对你的母亲，你会怪她风度不好，不懂外文，不会交际，但是当你看到她老姐妹的坟墓（以后），你会觉得我们的母亲这辈子真不容易。对中华文明也是这种感觉，跌跌撞撞走下来真不容易。第二感觉就是，中华文明后来的这种选择是机智的选择、聪明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在无奈当中她疏淡了商业，但现在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天，我们可以摆脱这种无奈，可以呼唤中华文明开创时期对商业的定位。因此，我们今天在这（开这个会），虽然是个地区性的会议，但是它意义很大，可以促进我们中国人对中华文明的思维更健全，使我们全世界的华商感到我们仍然是中华文明非常合格的一脉。
谢谢大家！（掌声）
商丘的‘商’具有商族的商、商业的商和商人的商三重含义----这就是豫香玫瑰所说的“三商之源”的三商。 商丘令我着迷！哈哈
谈谈看法
说说我的认为,先说商字 古意是居于高台并在高台上居住的民族.再说三商,意为商人 商品 商文化.上古传说商阏伯是黄帝的火正,主管观星授时.按节气指导人民的生产生活,筑高台保护火种,因为当时人们只知道用火,还不会主动的,很方便的生火.所以要筑高台来保护火.阏伯观查大火星,因为火星又称为商星,所以人们又把阏伯的民族称为商部落.因为商民族善于保管火 使用火,使生产力大为提高,有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后阏伯的七世孙王亥驯服野牛,发明木车,用木车拉着剩余产品去和外部落的人区交换所需物品,因为带的物品丰富,品种繁多而且价格公道,很受外部落欢迎,久而久之,外部落的人一看到商部落的人赶着牛车 拉着物品来交换,就奔走向告"商人来了 商人来了",从此后,外部落的人把商部落的人称为商人,牛车拉来用于交换的物品称为商品.再后来就衍生出了商文化.这就是商人 商品 商文化的起源 作为三商的起源地,商丘就被称为三商之源.我想,作为商人 商品 商文化的发源地.在商丘大地上树立商字的标志 也是对商祖的追忆 对商品的尊重,对商文化的发扬吧! 商朝以崇尚祭祀而非商业著称，我感觉“商”主要和祭祀有关，和神灵有关。商业之意应该是周朝中晚期以后的事情。据百度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2522.htm）：商丘之地，周成王时叫宋，西汉时叫梁，直到1949年才叫商丘。陕西商县（商州市），至少在商鞅（周晚期）的年代该地叫“商”。信阳有商城县，隋初期叫殷城县，宋朝改为商城县。我猜想：有些关于“商”的古代传说可能指的是陕西商县或郑州（商朝第一个都城）。
我觉得只有遗址、考古实物及其年代测定或较早的文字依据比较有说服力或令人信服。
目前国内发现许多商代遗址，比如郑州，安阳，陕西，商丘孟庄和龙岗等，石家庄，山西，江西，金坛等。
还有就是：古代可能没有商朝这一概念，但会有周朝的概念和殷纣王的概念。商朝或许是一个现代概念。
[ 本帖最后由 冰岩 于 2009-9-25 04:28 编辑 ] 由商字我想到了商文化。
商人在战国时期应该不受太多的歧视。比如商人吕不韦、管仲和鲍叔牙。吕不韦是秦始皇的生父和秦国宰相，管仲是齐国的宰相，鲍叔牙曾任齐国宰相。管仲的《管子》，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堪称中国历史名著，中国历史的商人会因与政治联姻而出名，比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徽商和晋商大多靠官商发家。官场像个保护伞，商业因而被保护得以畸形发展。浙商、闽商，尤其是粤商等一般不走官场路线，比如广东有句教育孩子的俗语“再不好好学习，长大让你当干部”。
在西方，著名的商人或企业家：诺贝尔（设立诺贝尔奖），爱迪生（发明大王），比尔盖茨（微软），他们的名望和政治没有关系，充分体现出商业或实业对社会的贡献和促进。
共和制度或民主制度主要是靠商人阶层而不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促成的，商人在人类文明中起着关键的促进作用。比如古今商业社会有：古代腓尼基（发明字母）、古希腊（现代文明发源地）、古罗马早期、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英国、美国、现代各发达国家。不是商业国家就不会是现代意义的文明国家。世界4大文明古国之所以现在依然落后，主要是因为他们从古至今都不是商业国家。商业国家的显著特点是和海洋有密切关系。对于内陆地区商业受制于交通运输，我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
[ 本帖最后由 冰岩 于 2009-10-5 04:5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