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老村庄——大鲍岛村
鲍岛,在清代的地图、文献中有不同的写法,如抱岛、豹岛、包岛等。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同写法的情况,是因为一般人读村名只管读“音”,记入到文字就各不相同了；另一种说法是,因为今广州路、泰安路一带曾是海峡,其东、今市公安局北有一小村叫豹岛,是不同于鲍岛的另一个村庄,不过,长时间以来后一种说法少有人赞同。鲍岛,原是麻湾（今称胶州湾）一个小岛,人们把鲍岛对面岸上的一个渔村叫鲍岛村,由于人口的增多,村里有些家族衍生出去到鲍岛东山 （今上海路一带）以东建房,逐渐形成另一村落,叫小鲍岛村,原来的鲍岛村就叫做了大鲍岛村。
相传大鲍岛村有居民很早。金兵入侵中原,在胶西（今胶州）一带烧杀劫掠,有些渔民不堪忍受就从胶西来到了这里,男人们出海捕鱼,女人们种一点薄地。最早来到这里定居的渔民为陈姓。后来明代时,江苏太仓一户渔民,因受当地渔霸盘剥,借了高利贷买渔具无力偿还,渔霸要索他的女儿偿还借款,他们一家便逃离太仓漂泊到鲍岛落户,这家渔民姓顾。因此,鲍岛人说话带南方口音,夹杂着南方方言中的词汇,如山东人叫的“锤子”,鲍岛人叫“榔头”。这些,都是口头流清代,因裁减明代卫所,原卫所的军户转为了自食其力的农户或渔民,移居大鲍岛村的人多了起来。大鲍岛村在胶州湾内,风浪小,适合捕鱼,村民即多为渔民,同时为供应渔具、修打船只,工匠应运而生。大鲍岛村北有一片岭地的土质特别适合烧砖烧瓦。那时候,虽然贫困人家是用土坯为墙、草为顶,较富有的人家还是盖砖瓦房的,而胶州湾一带使用的砖瓦多由大鲍岛村供应,王家窑厂在清末时已是远近闻名。大鲍岛村成了一个大村,设有集市,农历逢五逢十赶集,与李村的二、七,浮山所的四、九集相互交叉开。大鲍岛村周围的沟崖村、小泥洼,乃至海北的东大洋、西大洋等的村民也来赶集,此时的大鲍岛村成了后来青岛市区内青岛口之外的第二个大村庄,并且因为它的海产品交易及工业作坊,村庄带有了市镇性质,不仅有渔行收鱼、贩卖各类海鲜,有客栈（旅馆）、酒馆、饭店,还有打造渔船的作坊,另外集市上有“劈柴市”——也叫“柴火市”,其旧址在青岛建为城市后,成为一处以娱乐、餐饮为主的知名市场,改叫“劈柴院”。
:victory: 在大鲍岛村东,居住着一名姓徐的货郎,原来只是肩挑着布匹、针头线脑等走村串乡贩卖,后来因村里人口增多,便开了第一家布店。后来村西有了一家饭店,不仅卖饭,还可以办整桌的酒席,这就是后来的“春和楼”饭店。青岛开埠以后,这家饭店由天津商人朱子兴盘下,进一步建了二层楼房。
大鲍岛村王家世代为渔民,有一次王美辰的渔船在海上遇难,家人都以为他遇难身亡,他年轻的妻子在两年后也改嫁他人。不想,王美辰一天突然回村,原来他遇难后并没有死,漂到海州,为感谢当时救他的船主,义务帮人打工,又因受牵连卷入一场官司,这样耽搁了3年才回到鲍岛。本满心想可以夫妻团聚,谁知妻子已另嫁他人,王美辰一气之下去杀妻子,未成,被官府逮住,后被他逃脱,再也不知去向。王美辰这段曲折经历,在大鲍岛村为人津津乐道了几十年,一直到德占青岛后,曾有人据此写了一部小说,虽没有出版,但还是被编为“洋琴”（山东琴书）,为民间艺人演唱了十几年。
大鲍岛村里许多是渔民,在胶州湾内及黄海捕鱼为生。捕鱼是有风险的行业,天有不测风云,如遇台风或多或少受到损失不说,打上来的鱼自然是要卖的,但鲍岛村有几十条渔船,显然捕捞上来的鱼在本村是消费不了的,要到乡镇、县城去卖才行,倘若自己去卖鱼肯定要耽误捕鱼时间,这样,大鲍岛村便有了渔行,专门从渔民手中收购鱼、虾,再运到各地销售。
王兴理是胶州人,来鲍岛村开了一间渔行,开始只是自己经营。王兴理的妻子也是胶州人。胶州方言中,有个词尾,读“凯”,如问：“你姓什么？”“我姓王凯。”“你是哪里人？”“我是胶州凯。”大鲍岛村人对这户人家的胶州话觉得有趣,于是村里广泛流行着一则笑话：“巴鱼多少钱一斤？”“一钱（银子）3斤。”“你怎么不说凯？”“我忘了凯！”相传,这则笑话在青岛流行了许多年。
到王兴理的孙子王传义已是清末了,他开了一家渔行叫“协义昌”,并雇了几个伙计。他的儿子王继鼎欺行霸市,渔船靠岸,他雇人上船低价收购,渔民如果不同意,就让打手把舱里的鱼扔到海中。青岛解放后,在“镇反”运动中,王继鼎以“渔霸”罪逮捕判刑。
德占青岛后,同善教会传教士德国人尉礼贤来到青岛,他没有住到欧洲人居住区而是住在了大鲍岛村,与中国人相邻而居,并借此学习中国话和汉文。1900年,尉礼贤在自己大鲍岛村的家中办了一所“礼贤学院”。学院开办时只有学生十几个人。1901年又在大鲍岛村东山建了校舍,以后叫礼贤中学,即今天的青岛9中。 基督教在清代中期开始在山东城乡传教,开办教堂,基督教中的一个派“信义会”在大鲍岛建了一个小教堂,吸收信徒。以后在观象二路建了一座大教堂,即圣保罗教堂。
清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东海关,同治4年（1865年）青岛口、女姑口等海口设有分关,而大鲍岛却没有,这样使得有的海船到此装卸货物相当于走私。大鲍岛村并没有正式码头,渔船小可以直接靠岸,货船大靠不了岸,只能停在海中,把货物“倒”在小舢板上再运上岸,虽然花费些时间,却可逃税。
1899在青岛设立了“胶海关”,关址在栈桥旁皇族街,今兰山路,下设7个分关,即：乳山口、金家口、沙子口、石臼所（今日照）、海洲（今连云港）,再一个即在大鲍岛,正式名称是胶海关青岛小港分关（也叫“分卡”）。
上世纪40年代,听当时久居大鲍岛村的老人讲,德占大鲍岛村时,全村已有八百余人。大鲍岛村的村民与其它村不同的是,他们原籍在此且世代相继的不多,即使是三代同住在此的也不多,都是近一百年内从各地移居而来的,因而村里没有一姓独霸的的局面,也没有“几大家”的说法,这就造成了大鲍岛村人的特点———不排外。因来自不同的地方,村民彼此交往也少,这让不少外地的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往往潜藏在这里不容易被人注意。
大鲍村里有些船员、渔民、商家经常外出,见多识广,因此当德国兵入侵时村子里没有引起太大的惊慌。德占鲍岛后,沿海岸垒石填土修了堤岸,使鲍岛村离海有二百多米远,从此鲍岛村不再在海滨了。
德占后大鲍岛建为城市
1897年的帝国主义出兵强占了青岛、鲍岛以迄四方,1898年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将胶州湾周围大片土地划为了“租借地”。德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统治,把租借地的市区划分为两片——以今德县路为界,以南至黄海海滨叫青岛区,是以原青岛口市镇来命名的；德县路以北至胶州湾,以大鲍岛村命名叫“鲍岛区”。这两个区有很大差别,中国人虽然可以进出青岛区,但不准在这里买地、建房、居住,中国人只能住在鲍岛区。
今天,人们常说的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其实指的只是青岛区的景观,而在鲍岛区依然是中国传统的黑瓦黑墙,平房为主,偶有二层楼,也没有花园,街道狭窄,上下水设施不齐全。如“上水”往往是“共用水拴”,如今四方路、黄岛路口就曾有一处公共水拴,有三十多个水龙头,附近人家都来这里挑水吃。“下水”也多是公用厕所,四方路上人家共用的公共厕所,青岛话叫“大茅房”。
德占初期还用 1892年清政府建的前海栈桥为码头,接着德国人在胶州湾内建港,把“鲍岛”炸平,再填海与陆地相连,建成了堤岸式码头,因以后又建了大港,这里叫小港,作为鲍岛的“岛”不复存在,但作为村镇——市区的鲍岛——大鲍岛村却得到了发展。
德国当局在城市规划、修建马路中,对青岛口、会前村等采取了全部拆除的方式,而对大鲍岛村、杨家村等,不在其规划线内的还保留了上百座房屋。拆除青岛村时,原有的中国商店、作坊少部分停业迁至东镇,大部分都迁到了大鲍岛。清山东巡抚周馥到德占领胶州租借地时,曾调查大鲍岛有商铺五十多家,这五十多家商铺与德商比起来均算“小本经营”,后来中国商人在大鲍岛宴请了周馥。
鸦片战争后,广东、江浙人因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多,冒出许多懂国际贸易的人才。于是,德占青岛后,许多广东、江浙人士来到青岛,在德国及英美企业服务,也有的在青岛自己经营。但这些人也仍然不能住在青岛区,只能在鲍岛区。这些人后来在鲍岛区内的芝罘路上建了广东会馆和三江会馆。清代原有“江南省”,后分为“安（庆）徽（州）省”和“江（宁）苏（州）省”两个省,所以“三江会馆”是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四省人士在青岛的会馆,1907年开馆时,山东巡抚专程从济南来参加了开幕仪式。
山东本地人,在青岛从商的都是“小本经营”,而且人数也少,大多人做了工人,乃至低层的苦力。所以当时的青岛人分为四个等级：一为德国人及欧美人,二为来青岛的清朝高官,他们可在青岛区居住；三为广东、浙江人,他们多为洋行职员或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四为山东人,这些人居住于鲍岛区。早期如四方路、济宁路、河北路各有一个江浙人居住区,使得大鲍岛街上时而可听到“阿拉”、“吾尼”等江浙方言口语。另外,潍县路上有广安隆、广兴隆等粤菜饭店。
大鲍岛旧址上的大商店多为江浙帮,只有章丘旧镇孟家的“祥字号”———如“谦祥益”、“瑞蚨祥”、“泉祥”等山东人的商店最后在大鲍岛立了足。
1914年,青岛区、鲍岛区界限被打破,两区成为一个整体。对于小鲍岛,人们一直至今还叫“小鲍岛”,而“鲍岛”——“大鲍岛”这一地名叫的人越来越少了,不过在胶州路两侧仔细辨认,依然还能看到大鲍岛村的点滴残存遗址。 任春海 发表于 2014-5-21 11:45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在大鲍岛村东,居住着一名姓徐的货郎,原来只是肩挑着布匹、针头线脑等走村串乡贩卖,后来因村里人口增多 ...
胶州话的尾音确切念法为“肯”、不是“凯”。 嫩是什么地方银？:lol
俺是胶州。:victory:
嫩怎么不说“啃”？:Q
俺不是忘了“啃”！:L
:handshake: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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