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生死书》提供的是心灵层面的安慰。它笃定的告诉你：“死亡只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 《西藏生死书》是在一个前提下写作的，就是轮回观。是在相信“人类有肉体之外的生命，死后依然存在，并且有知觉”的信念下，这本书才有意义。 这本书可以视同《西藏度亡经》(即《中阴闻教得度》)的解说。《度亡经》公认难解，除了内中充满宗教专有名词外，也由于它在谈论一个我们经验以外的世界。在那个领域中，疆界不是以空间或时间做区分的。亡者进入的这个境界里，时间是短暂到一弹指，又同时恒长到无限；空间是广袤到不可思议，又同时狭隘到不足方寸。 三十五年来，我译而不作，深知自己无修无证，所说皆是葛藤，但高僧大德的景德懿行，则值得世人传诵学习，所以不揣浅陋陆续介绍，愿今后仍有更好的作品，以报三宝及众生隆恩。 《西藏生死书》讨论严肃的生命课题，竟然能引起这么大的回响，足见佛法的智慧甚深，佛法的慈悲广大，扣紧每一个人心弦，激发大家的共鸣。生死是每一个人无法逃避的大事，自有人类以来，乃成为人生最主要的目标。在众多努力之中，佛法所提供的理论和实物，最能令人信服，它所散发出来的光明和热力，救度了无数的人们……
20201220更新
孤独论语有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作家蒋勋曾说：“寂寞使人发慌，孤独则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怀良辰以孤往独处亦有清欢事，未必人生尽相知。古人云：“古之君子，行无友，则友松竹；居无友，则友云山。”庸人无聊，天才孤独。古语云：“幽植众宁知，芬芳只暗持。”林清玄曾言：“人间最美是清欢”，只有真正享受孤独的人，才能拥有最昂贵的自由。
在特定情境下，贱民更多指向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④。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肩负着“革命性政治主体”的身份，即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与统治。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三国•曹植《白马篇》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李清照《夏日绝句》
总之, 在轴心时代各大文明追求绝对实在的价值理念相继衰落之际, 海德格尔的“无”与佛教的“空”理应引起世人的关注。在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上帝、存在、实体、神、天、道等等逐渐失去了对人类文明的现实影响力, 而佛教的“缘起性空”与众不同, 抑或是一条出路。然而, 缘起甚深, 涅槃甚深!正如很少有人愿意与海德格尔一道去测度存在之深渊一样, 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佛教的“空”并且由此而获得解脱? 我们不止一次说佛教在轴心时代的各大文明理念中与众不同, 相对于其他以某种“有”作为绝对实在来应对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念, 佛教以“无”或“空”相待之。世人畏惧空者, 不外对自我的执著, 以为原本有我而后我没有了, 遂陷入难解的痛苦。殊不知缘起性空, 不生不灭, 无生无灭, 一切因我执而带来的痛苦烟消云散, 遂归于涅槃寂静。 由此, 在海德格尔的“无”与佛教的“空”之间便形成了某种“共鸣”。 所以, 佛教可以一方面支持作业果报, 另一方面主张无法无我。这看起来自相矛盾:既然承认果报并且坚持相关的道德意义, 如何与此同时可以主张无我?若无我, 作者为谁?受者为谁?轮回者又是哪位?缘起之因果相连,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的确有业有报, 所谓“缘起性空”并不否认因果缘起的现实存在, 否定的是诸法的自性, 亦即诸法无我。若明白诸法无我, 无我、无我所, 及至除去我执, 虽然业报还在, 但是由此不仅免除了由我执而带来的痛苦, 而且“此灭故彼灭”, 从根源处断了因果, 便不在轮回之中了。 “缘起”说的是所有事物均因相对的条件和合而生, 解体而去, 均无自性。 在佛陀看来, 人生所有的痛苦根源于对自我的执著, 认识到世间万物包括“我”自己在内皆无自性, 去除了我执, 了却了烦恼, 便是解脱。 因求无限永恒不可得而陷入虚无, 所以通常回应虚无主义的方式是在生灭变化的世界中追求无限的东西, 为变动不居的现象奠定永恒的存在基础。佛教则独树一帜, 以缘起性空应对虚无主义, 此乃佛教与所有宗教和哲学之间的不共之处。 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面对“生死流转”之时代难题而创立佛教的初衷是为了人的解脱, 以“缘起”破苦乐、有无之常断二见, 以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归于涅槃寂静。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做了区分: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研究存在物“是什么”, 哲学则一般地研究存在本身的分类结构, 亦即研究由不同类的事物所构成的整体之存在的逻辑结构, 由此形而上学或存在论便呈现为一个范畴体系, 乃至形成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为止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黑格尔之后, 形而上学衰落。 形而上学的衰落有其非常复杂的原因。简言之, 有两个因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一是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发展到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形成了这样一种趋势, 存在物的意义不再是来自客观存在的事物自身, 而是源于主体的建构;其二是科学实证主义的发展颠覆了以一个完满而理想的本质世界作为不完满的现实世界的存在基础和根据的传统哲学理念。 轴心时代的各大文明理念, 均可视为不同文明面对虚无主义挑战的反应, 除了佛教而外, 所有文明理念都在寻求某种永恒无限的终极实在———诸如存在、实体、上帝、神、天、道……等等, 由希腊人开创的哲学则以“存在”为对象, 从而形成了“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这一学科。 轴心时代的特点是, 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地区的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 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 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 他为自己树立了更高的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 (雅思贝尔斯, 1989:8—9) 在海德格尔的“无”与佛教的“空”之间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 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与轴心时代其他文明纷纷以某种永恒的终极实在为理念来抵御虚无主义的方式不同, 佛教倡导“缘起性空”, 两千多年后的海德格尔则试图扭转西方哲学物化的科学思维方式, 为克服虚无主义而寻求关于“无”的思想。由此, 海德格尔哲学与佛教思想之间便发生了某种“共鸣”。 事实上,汉传大乘佛教在更早的时候已被欧洲人所知,在17世纪耶稣会士的传教士那里,华严思想中“佛性作为人、动物、植物和矿物的内在原则”的成分,已被他们看成而类似于启蒙思想先驱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式的学说。 19世纪中叶前后,由明代西方传教士所输入的以地球为中心的“九重天”及“十二重天”之天文学宇宙观念渐被日益普及的哥白尼之“日心说”所取代,近代维新思想家群体中若康有为、杨文会、谭嗣同等利用主张“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佛教华严哲学作为接引和消化“日心说”宇宙观念的中介理论,康有为早年通过接触天文学感悟到宇宙之浩瀚无尽,并以之印证于佛教华严宗之说,最终由“大小齐同”而得出“世界大同”的思想。杨文会与其弟子谭嗣同则将天文学与华严哲学杂糅为一体,代表了近代文化新旧交融的思想特质。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气节也好，人格也好，爱国是第一位的。新时代，爱国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而要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前途、把个体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本职岗位做起，勤勤恳恳为民、脚踏实地工作、兢兢业业做事，在平凡中造就伟大的不平凡。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哪有什么超级英雄？只不过是无数人都在发光，然后萤火汇成星河。面向新的挑战，奋斗是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担当是对历史最真诚的告慰！
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就，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但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中华民族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西方文化凭借贸易和武力强势涌来，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中国在文化自救过程中亦磨损消耗着自信心。但必须看到，中华民族在最深层的根基和最内在的精神上从来都不曾失去自信。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却总能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让中华民族迈开自信而坚实的步伐走上复兴之路。中华民族不仅重新站立起来、富裕起来，而且迎来了强盛起来的伟大飞跃，古老中华文明重新焕发出无限生机活力。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了正确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我们党既坚守中华民族文明血脉，又创造性地把中华文明推向时代发展康庄大道，在守正创新中，我们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说过：“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这一论述表明，人和自然都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这为我们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
人类通过实践使自然界为自身服务，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生态。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生态环境灾害，很多时候是自然界对人类盲目破坏行为的报复。当人类合理利用、科学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恩格斯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具有一体性。
钱锺书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他的《管锥编》告诉我们，东方和西方密不可分，东西方之间的鸿沟完全是人为的。其实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文本来理解西方哲学，也可以用西方的哲学来理解中国文本。 钱锺书关注的是，何以为人。他告诉人们，尽管有方法和观念方面的差异，但是文化是全球性的。有些被人们认为是自己国家独有的事物，其实并非本国仅有，它们是全球性的，是关乎人的。正是在诗歌中可以发现人性。中国的诗歌一直都是关乎人的。
欧盟驻华大使、汉学家郁白（Nicolas Chapuis）也说过，杜甫之于中国如同莎士比亚之于英国、雨果之于法国。 杜甫在中国被称为“诗圣”，与“诗仙”李白齐名。
中国人自然将二者相提并论。他们几乎代表着人类的两面，即太阳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当你证悟心性时，不仅会生起慈悲，而且会生起许多善巧方便。而且，你将自然地解除一切痛苦和恐惧，诸如对于生、死和中阴身的恐惧。如果你想描述这种从证悟所产生的喜乐时，诚如诸佛所说的，即使能将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喜悦、快乐和幸福都聚集在一起，还不及你证悟心性时所经验到的喜乐的千万分之一。 希望佛法不只利益西藏人，不只利益佛教徒，而是利益全世界。我相信他们很清楚地了解，当现代世界准备好接受佛法时，佛法会是如何的珍贵和具有启示性。 人类的未来，有一大部分也许要倚赖西藏的重建，让西藏成为各类寻道者和各种信仰的庇护所；进化世界的智慧中心；最高智慧和神圣技术可以在其中试验、改善和重新执行的实验室。许多世纪以来，它一直都在扮演这个角色，目前全人类处于危险时刻之际，它也可以继续提供启示和帮助。 当佛陀入灭前，在拘尸那(Kushinagara)的树林里，五百位弟子围绕在他四周，他对弟子做最后的叮咛：“凡是因缘和合的东西，自然会再分解。以你们的生命证取圆满吧！” 汤玛斯•墨顿(ThomasMerton)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够跨越隔离人类和自己本性的深渊，航向月球又能得到什么？在一切发现之旅中，这是最重要的，没有它，其余的不仅变得没有用，还会带来灾祸。” 我回答我的学生说：“我希望每个人既不怕死，也不怕活：我希望每个人死得安详，死亡时能够得到最有智慧、最清明和最温柔的关怀；我希望每个人透过心性和实相的了解，找到终极的快乐。” 《佛传》把佛比喻为“人间狮子”,佛陀说法被称为“狮子吼”。
言论显于外，思虑隐于内，两者皆是“成心”之发用。因此，不言之后，便是去知。 “成心”的破除 由前文可知，破除“成心”的关键在于破除“成心”的“自为”倾向，即不以“成心”为师。然而现实茫昧之人往往执着于自我，把“成心”看作是言说、思虑、行为的唯一标准。因此，要放弃以“成心”为师，首先在于说明以“成心”为师是不可靠和无意义的，即让人认识到以“成心”为师的虚妄性。这部分主要是通过揭示体现“成心”的言、知的不足来实现的。只有当人意识到以“成心”为师的虚妄后，才会主动远离“成心”，从“成心”中抽离出来，以离境之心观境，从而保持内心的明静，观照万物的本然状态。 在《庄子》中，因论述的侧重点不同，“成心”又有许多其他名称，如“蓬之心”，形容心灵的封闭茅塞之态；“近死之心”，形容心灵暗涩，毫无生气；“机心”，形容内心充满智虑机巧；“朴鄙之心”，形容心灵陷于礼义而不返等；“常心”则有“圣人之心”“至人之心”“天门”“灵台”“灵府”等名称，皆指与道合一的极其舒畅、绝对自由和无限宽广的心灵状态。用儒家的说法，“成心”即“人心”，“常心”即“道心”，分别对应“吾丧我”中的“我”和“吾”。“成心”与“常心”，一迷一悟，一茫一觉。破除“成心”实际上就是“成心”通过自我修养，逐渐显露“常心”，转迷为悟的过程。复归“常心”(道心)之人，也就成为得道的圣人、至人、神人。 人通过运用自己的本然之知，一一透视现实人生的本来面目及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从而了解现实人生茫昧、可悲的根源(成心)。一旦达到这一步，人便从现实人生状态中醒悟过来(觉)，转而追求“止”(知止)，逐步停止心理的、行为的不断外逐，从而返归到原初的无“成心”状态(“无心”)，即实现心灵由“成心”向“常心”的转化。⑥可见人要复归“常心”，在“常心”未显现的情况下，依然要依靠“成心”的作用。 “成心”也就是已成之心，指具有完整功能作用的心，这样的心可以感知外界事物，进行分别、判断、取舍等知性活动；并表现出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感，因此也是一种成熟的主观心理作用。《齐物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喜、怒、哀、乐，虑叹变蜇，姚佚启态。”这一段正是“成心”的鲜明表现。
以万物为刍狗。 河上公注：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报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气→阴、阳、和三气→天、地、人→万物。所以注文指出‘一’是气，‘二’是阴气、阳气，‘三’是阴气、阳气、和气，也就是天、地、人，最后天地人共生万物。
特夫勒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种样态，即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以及服务业时代。在服务业主导的第三次浪潮中，知识生产尤其是专业知识生产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大。很多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知识越发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没有消失，但它们已经成为次要的了”。知识经济成为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与依赖有形资本积累完全不同，它是以知识（信息）为主要资源，通过知识（信息）资源的开发、加工、转化，形成社会产品，满足社会需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将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如果工业社会是以机器技术为基础，那么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构成的”：一是经济结构从产品生产产业转向服务性产业；二是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掌握社会支配权力；三是理论知识成为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泉，具有中心地位，“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德鲁克认为，在知识社会里，知识管理成为中心活动，知识的生产与运用成为创造财富的基本动力。由此分化出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即掌握专门知识的社会群体——“知识工作者”。
在认识论上，中国的传统认知途径基本是“求实”，提倡“眼见为实”，信奉“无征不信”。这种传统缺乏现代科学的背景，并没有把探究表象和缘由的因果关系看作一个可用逻辑推理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欧美的文化传统是“求真”，并不满足知道是什么，而是探究为什么。同时，科学认知还强调解释者必须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之中，避免把自己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投射到客观对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