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样是受辩证法规律支配的。马克思1853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评论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曾经用历史辩证法“两极相联”即对立统一观点考察中国与欧洲的关系。马克思说:“‘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并说:“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马克思的这个判断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得到最明显的证明。
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对各位出席会议的代表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李大钊先生就曾经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
《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年的中国通史，不仅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知体系。
不仅使印度佛教基本精神得以继承和延续,而且使中国佛教呈现出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崭新形态,是中国佛教思想宝库中最重要的理论瑰宝,是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发展史中最精彩的华丽篇章,展现出中国汉传佛教各派“祖师”巨大的创造气魄和卓越的思想智慧。同时,亦使世界佛教中心开始从印度向中国转移,从此“东邻诸国求法僧人,并不一定去印度,而是来中国”,它们的佛教思想体系“几乎是从中国搬去的”,从而奠定了中国继印度之后的名副其实的世界佛教中心地位。 历久而弥新、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固有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下,同样展现出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巨大创造精神,特别是隋唐时期,各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理论、修行与制度等体系纷纷创立,中国佛教开始脱离对印度佛教的完全依赖而步入自我创造的极盛时代。 白马寺在古代确实被视为佛教传入中国汉地或中国汉地创建寺院的祖始之地而被奉为“祖庭”“祖刹”。 “祖庭”起源于儒家尊祖敬宗的浓厚观念,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隋唐以来,随着中国汉传佛教宗派祖统法脉意识的日益高涨,中国汉传佛教自唐中叶开始使用“祖堂”一词,北宋时开始采用“祖庭”一词,并逐渐赋予其多重的内涵和厚重的价值意义,使其成为了佛教中国化的突出标识。我国古代教内外学人对此已有自觉的认同和表达,为我国佛教发展的“中国化方向”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
人生在世、穿梭于茫茫人海之中，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努力培养自己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树立一种正确的德性观念。这件事情做好了，就等于完成了己立、己达的一半工作量，因为知是行之始，它规定着行的方向。存有智、明于智则能够把握行仁的前提，即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论语•季氏》中，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与正直、诚信、见多识广的人为友，则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自己的德性修养。而与善于回避、谄媚、只会夸夸其谈的人交往，则没有任何帮助。因而孔子极力赞赏那种能够始终“直道而行”(《论语•卫灵公》)之人，“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也就是说，行有直，则能接近于仁道，经得起时间考验，即使圣人遇到这样的人，也是要赞美一番的，培养出这样的民众，其实就是夏、商、周三代政治的理想。 儒家行恕以分清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为认知条件。孔儒对待怨仇的处理态度体现出恕的原则性。励行恕道，得看对象。儒家以爱人为本，但也疾恶如仇。符不符合仁义原则是衡量仇雠与否的标准。父子不隐而告，是遵循公理；父子相隐而不发，则在遵循天理。公理虽大，但仍须服从天理。作为美德的直道必须引导、规范以礼乐教化，没有主体自身的积极修为则容易演变为任性。儒家恕道始终要求有严肃的是非立场和清晰明确的道德认识能力，智因而成为一切道德行为的认识论准备或理性前提。君子行恕坚持标准，但也不排斥人性关怀，强调仁爱但也不失严厉，因而可以练就出推己达人的真本领。
通常而言, 民众最为关心的不是自由或者真理, 而是他们的自然目的, 即死后的永恒福利、公民的社会福利以及健康的身体福利。因此, 在这一方面, 作为神学的《圣经》解读方式其效用无疑是直接而巨大的。
追求一种道德上善的生活方式是应该的, 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成为上帝所悦纳的臣民, 然而由于人们无法真正洞悉或通达超感性事物的存在, 只能把神圣义务的实现坐实在对上帝的侍奉之中。又因为, 在这里关键的事情不在于行动中内在的道德价值, 而在于通过谦卑的顺从以讨得上帝的喜悦, 不管此时人们的自身道德如何千差万别。因此, 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人无论多么的理性, 他/她总能在对上帝表示崇拜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直接的满足, 所以“就义务同时是上帝的诫命而言, 人们就把义务当作对上帝的、而不是对人的事务的推进, 由此产生的就是一种事奉神灵的宗教的概念, 而不是一种纯粹道德的宗教的概念”
中医药是从天、地、人三者的相互关系，从整体和局部相互关系，来把握生命、健康和疾病的本质和表象，协调运用外部力量和自身力量来养护身心健康和防治疾病，包括应对重大流行性疫病，是明显有别于西方近现代医药的一个原创的、独立的、完整的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出了“清肺排毒汤”：麻黄9g，炙甘草6g，苦杏仁9g，生石膏15—30g（先煎），桂枝9g，泽泻9g，猪苓9g，白术9g，茯苓15g，柴胡16g，黄芩6g，姜半夏9g，生姜9g，紫菀9g，款冬花9g，射干9g，细辛6g，山药12g，枳实6g，陈皮6g，藿香9g。此方共计21味中药组成，涉及4个经方，即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全方是4个经方组合而成的全新复方，辛温又辛凉，甘淡又芳香，多法齐下，共同针对寒、热、湿、毒、虚诸邪，共奏宣肺止咳、清热化湿、解毒祛邪之功效。全方重点在疏不在堵，凸显给邪气以出路，而不是旨在围堵、对抗、棒杀毒邪，使得毒热之邪从肺卫宣泄而去，湿毒之邪从小便化解而去。“治未病”是中医学论治观中最具原创性的观点之一，其中包含未病先防、已病早治、既病防变、瘥后防复四层意思。 综观历史，中国传统哲学卓有成效地指导了中华民族的医疗实践，保证了从整体、功能及动态的视角指导中医学理论体系建立。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哲学观、以藏象学说为代表的生理观、以证候为概念的病机观，以及以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论治观、“形与神俱，以神为主”的养生观，综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医特色理论体系。 中医养生就是以中医整体观念为指导，通过精神摄养、饮食调理、形体练习、寒温将息等方法，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保持生命健康活力，其关键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从现代医学看，“平衡医学”是应用现代综合的医护康养方法，通过调整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三大体系，全面调节人体机能，激发自我整合康复能力，实现人体“平衡健康”的目的。而中医学认为，“阴平阳秘”就是人体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人体内外环境协调平衡，人与自然“天人合一”，达到“人体平衡自和”，这与基于“生物—心理—社会—自然”平衡医学的医学新模式相吻合。 中医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统一性的认识。追求机体整体和局部平衡、和谐的思想贯穿于中医关于病因、病机、诊断、辨证、施治和养生等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中医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理论和临床诊疗思维发生、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主导着中医研究人体的思路与方法。 中医学起源于中国传统哲学，较之现代西医学，中医学在哲学观、文化观、生理观、病理观及养生观等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阐述。中医学注重人体的整体、功能及动态，将“天人合一”理念运用于防病治病。 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医学与文化紧密相融，医文无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天然产物，有着自身的理论根基和发展轨迹。近代以来，中医屡遭攻讦，但一开始并未触及中医文化的内核，仅在于器物和技术层面，后来对中医的抨击则渐及中医学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层面。
唐代画论家张彦远认为，图像有“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效用，“与六典同功”。
以传统汉字为标志的观念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结晶体”。汉字作为文化基因密码，在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全面领导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保障，不仅为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方向、大思路，特别是指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而且为实现这些规划要求提供政策支持。党的全面领导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目标提供最强大的组织保障。党的全面领导能够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力量，聚力于攻克各种改革发展“硬骨头”，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推进各项事业发展。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最重要的保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把握战略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当今世界局势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充满机遇和挑战。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国上下一盘棋，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才能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把握战略机遇、应对风险挑战，全力确保“十四五”时期各项举措落地见效。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行稳致远。这也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要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需要。当前，世界形势更加不确定，各类风险挑战交织，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在大变局中的“主心骨”作用，确保中国这条向现代化远航的大船行稳致远。
了解法性 现在法性中阴已经降临我身， 我将舍弃一切恐惧和担忧， 我将认证生起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本觉的自然显现； 并且了解这就是法性中阴的状态； 现在我已经来到这个关键点， 我将不会恐惧从我心性中生起的喜乐部和忿怒部圣尊。 一心观想宝生佛，如此祈祷： 啊！ 我因贡高我慢而生死流转， 唯愿宝生佛领导我 走上“平等性智”光的光明大道， 唯愿至高无上的佛母走在我后面； 唯愿我们帮助我走过中阴的险道， 带我进入圆满的佛境。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田青教授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文学、思想观念、艺术等多方面的传统文化都受到中国佛教的深远影响。我们要对传统文化心存敬畏，要非常自信地、勇敢地继承并弘扬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独特的智慧和力量。
哲学是对本源的追问。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心被看作是人类行为的源头，也是行为的主宰者。心是人的生存之本源。作为的本源的心成为中国传统儒家哲学思考的中心。儒家哲学史是一部追问本源之心的历史。而儒家哲学史便是一部心学史，即，“圣人之学，心学也。”从先秦时期的孔孟荀，历经汉儒、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家，从经验性本源向超越性本原的演变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心学发展的逻辑。 儒家的心性哲学主张主体的心与客观的理是相通的，因而，它把人的生理、心理、伦理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对人的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相互关系的分析，说明人的自我价值在于仁义道德，要求人们不断通过自我觉悟的心性修养方法，用道德理性超越并控制个人情欲，最终实现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所以，心性哲学一直是儒家思想的一项基本理论和思想传统。 从历史上看，儒家心性之学由先秦儒家发其端绪、宋明理学使之蔚为大观，从古至今形成了独特而深邃的心性传统，贯穿于儒家的天人之辨、性命之辨、体用之辨、群己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和身心之辨，构成了儒家思想体系的逻辑原点，是儒学的核心与灵魂，对心性问题的研究与论辩是当代儒学中的显学和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都有了极大提升。正如吉姆•罗杰斯所判断的那样，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则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提出表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任重道远。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以，实现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摆脱现代性危机，实现自身发展的有效路径。
弗洛姆从精神分析的全新角度分析并进一步阐释了消费领域中的异化现象及其根源。他认为，异化消费是发达工业社会消费的实质，而不健全的心理机制和性格构成则是这种异化消费产生的内在原因。异化不但是一种社会状态，更是一种心理状态。随着人类力量的逐渐强大，逐渐挣脱了束缚他的外部世界，同时原本依附于外部世界的生命意义和安全感也随之丧失。伴随着自身的独立，人与自然、与他人越来越疏离，日渐孤独，被迫选择逃避自由、丧失自我来寻求安宁。消费领域的从众化策略就体现了这一点，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通过不断地模仿来追寻时尚。在消费中，避免与大众的审美和情趣产生不同，以从众化的消费方式融入群体。消费成了很多消费者躲避孤独的存在方式，但是对物的消费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占有的方式，在欲望的不断推演下，占有是无止境的。消费风尚的易变充分说明了这点。消费上的占有并不能形成健全的人性，人的精神永远处于一种匮乏状态。 马尔库塞明确将发达工业社会称为“消费社会”，他认为消费文化已经成了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在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而是呈现出新的特征。在消费社会中，商品并不仅是物质产品，它还内蕴着当前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包含着社会的文化背景。选择和购买商品，同时也接受着商品中所包含的观念，当这种观念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时，商品消费就推行了一种意识形态下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为了获利将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强加于人并营造出幸福自由的生活图景，在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以商品消费的形式渗透人心。人们沉迷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中，沉浸在虚幻的幸福里，作为独立思想个体的反思和批判能力完全丧失，变成单向度的消费人。 资本主义社会在整体上营造了拜物的社会氛围，将人的幸福和价值固定在交换价值的消费之上，人成为工业化生产链条延续的一环，人的创造性、主体性、个性情感等消失殆尽。人们沉浸享乐拒绝反思，更加认同现行的社会秩序。
马克思认为，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是人类社会始终的目标和追求。无产阶级本身的解放“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 对于马克思而言，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解放宣言是真正哲学的全部任务，而无产阶级是真正哲学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的产生“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 马克思超越和批判黑格尔的地方在于，他意识到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需要在社会生产的持续发展过程里不断实现自身，而不可能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头脑之中自我完结。在文明冲突的危机暗潮汹涌的时候，我们更应当站在新的历史变局中重新审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关联，并在此基础上理解马克思的创见。某种观念的胜利不一定意味着时代的进步，而推动社会合作与生产发展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前进的真正基础。 19世纪德意志民族的复杂经历造就了德国人对于历史和法律的偏爱，而长期分裂的状况又催生了德国人对于统一民族国家的期待，这样的时代背景构成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的理论底色。 人类的普遍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追求一生的理想目标，但是达成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寻找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现实路径构成了马克思理论探索的重要议题。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传统中，自由就是人自主或自决的能力；相应地，人的解放也就是消除自然欲望和既有观念对人的蒙蔽，使人成为只遵循自我规定的真正的人。 在黑格尔看来，宗教、艺术和哲学，作为“绝对精神”在其中得到领会和得以实现的方式，虽然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人类历史，但只是在他的思辨哲学体系中才真正成为现实。这也正是他的著名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到黄昏时才会起飞”的真实喻义所在。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般而言，真正的哲学史是从黑格尔才开始的。我们同样可以说，一般而言，真正的世界历史书写也是从黑格尔才开始的。当然，这里所谓的“哲学史”和“世界历史”，就其内容实质而言，主要是西方哲学史和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世界历史”。 纵观一百多年来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种东西方文明进程的形势逆转：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整体革命前景的暗淡，强调将马克思直接衔接黑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渐趋没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蓬勃发展，突破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的“近代解读”范式和革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理解的思想要求被表达为越来越鲜明的学术议题。 今年是黑格尔诞辰250周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感特别强的民族，有着“慎终追远”的深厚传统，而黑格尔由于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渊源关系，自然成为我们以各种形式回望的对象。回望黑格尔之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黑格尔哲学之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意义的相关性。
现代物理学指出，当我们探究物质时，它呈现出能量和光的大海，我发现这一点很有启示性。大卫•波姆(DavidBohm)说：“物质是浓缩或冷冻的光……一切物质都是光的浓缩，以平均小于光速的速度，反覆地以特定模式运动。”现代物理学也从多方面来了解光：“它是能量，也是资讯——内容、形式和结构。它是一切万物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