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07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觉林菩萨《华严偈》 心内、外之间的互动规律就是“万法唯识性”。 当证到万法唯识性的时候，你的生机是无限的，是一个菩萨——生而不同，见解不同，十分高贵。这个时候人会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找到他在道业上对人类的贡献，对自己生命的升华，这份快乐是无法言喻的。他可以抉择，可以决定自己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并引领这个时代，而且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是最完美的，这就是得到了如来藏的妙用——那是无穷无尽的，一种心想事成的境界，这种不可思议的正向能量会升华自己的生命。 到了这个层面，人的福报和智慧就不一样了。如果再升华，就会看到万事万物的缘起，那个脱离现象的本质会更加不可思议。这时候，人就拥有了不可思议的生命力量，他发现一切的存在都只是一个声音，他可以像下棋一样地用这个声音来布局整个人类，为所有的人说法，看到他们的契入点，主动地改变他们。就算是一片叶子，现在人类颠倒的认识都还没有把它判断清楚，更不要说人体了。人体是宇宙更大的一个课题，解释它不是奇迹，创造它才是奇迹。 《六祖坛经》中说：“他非我不非。”六祖慧能大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别人弄得是是非非，我们是不能有是非的，要做到如下的原则：“宽恕众生。”20180608由于过去五祖问他：“你从哪里来？”因而开启六祖入道的因缘，所以六祖以后接引参禅的人也都以“你从哪里来？”来启发对方、考验对方，要对方对自己生命最根本的来处提起疑情，深入去探究真象。提起疑情是禅宗接机时常常使用的重要方法之一，从一个接连一个的问答之中，禅者终于返照自性，认识到自己本来面目。20180610无论在修行时出现什么境界，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要做到不贪、不嗔、不痴、不惊、不怖，不为境界所转。老实念佛，不求境界，不找感应，不求病好，不求无念，不求断烦恼。念佛要自然、朴实、真切。不要做作，不要著相。放下一切，切断外缘，降伏其心。要把心交给道场，交给阿弥陀佛，不要交给别人，也不要交给过去，不要交给未来，不要交给现在，交给佛才是真正皈依处。身心清净，免受干扰，万缘放下，一心办道，这样才能身心轻安；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是让我们专注念佛，心不散乱，念兹在兹，管住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断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绝六境、闭六识、观自在。佛号有摄受和牵引的力量，能让我们生起慈悲心、感恩心、忏悔心、惭愧心、平等心和同情心。佛本来就告诉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够觉悟而快乐无忧，但是因为我们心里充满了妄想和执着，每天烦恼被乱七八糟的思想牵引着，所以没有办法快乐无忧，本来有的佛性、力量和潜能也发挥不出来。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把妄想执着当作垃圾一样丢掉，来享受清净自在的本性，这是没有人可以阻拦的。但是我们莫名其妙地很喜欢“占有”，就是占有着痛苦、黏在痛苦上不能自拔也甘心。 假如现在不能够开心欢喜地发挥生命造福大家，那么说实在，争取明天也没有用，争取更长的生命也没有用。喜欢一句老话——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夜我仍要在园中种满莲花，以清风明月的胸怀歌咏阿弥陀佛。
哲学作为知识的总汇，尚未分化出较为严格意义上的不同的分支和学科，哲学、形而上学和存在论三者几乎完全同一，而其认识的重心，必然是作为形而上对象的整体世界及其统一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根本观点，是认识历史和现实的根本方法论。从历史中，能够更好地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同历史对话，能够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新时代呼唤并催生新思想，新思想指导并引领新时代。学习党史，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历史规律，透彻分析现实问题，深入思考未来发展，增强思想的广度、深度和温度。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刻领悟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提升全党思想力，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早期哲学家一般认为，现实世界是简单的，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辩护中。他们普遍认为“万物归于简单”，这种简单性思维方式为还原论奠定了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从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看，他们对世界本原的探索，部分地体现出现代科学思维的逻辑性与合理性。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学派、南意大利地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可以称为早期古希腊哲学形式。他们渐渐脱离神话的束缚，开始用哲学眼光审视世界的构成。可以说，先哲们主张以一种简单性思维方式来探究整个复杂的世界，并试图将世界还原为一种或某几种实体或抽象物。他们秉持世界是简单、线性、平衡有序、确定性、可还原的信念，并认为人类获取知识也是遵循这样的基本理念。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以牛顿力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代表，这种以“世界是简单且可还原的”为核心的还原论思想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当时的主流思维方式。还原论认为，各种复杂的现象都可以被分解为相互作用的基本个体加以认识。然而，不少科学家深刻意识到还原论在科学研究中的局限性。世界复杂性研究中心之一的美国圣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物理学化学家考温（GeorgeA. Cowan）认为，虽然通往诺贝尔奖的辉煌殿堂通常是由还原论的思维取道的，但真实的世界却要求我们用更加整体的眼光去看问题。这正是人们对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强烈呼唤。 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去理解和解释世界，都回避不了哲学家们一直追问的问题：世界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对世界的理解应持还原论立场还是整体论立场？因果关系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这也成为哲学家、系统科学家、系统动力学研究者持续探讨的热点问题。 跨领域研究的出现，是对封闭的知识系统与单一的学科方法较难解决复杂的社会与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随着人们认识与实践的不断推进，科研领域走过了从单一学科（disciplinarity）、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到跨领域（transdisciplinarity）研究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对“庸人心态”的批判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庸俗化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的深刻洞察与揭示。在资本逻辑的统治和支配下，人们以物的依赖性作为生命活动的基础，将金钱奉若神明，疯狂地攫取财富和消费商品，追逐私人利益最大化，重占有而轻存在。“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斗争取代友爱，利益取代价值，享乐取代超越。人们堕落成货币至上主义者，自私自利、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思维惰化、精神空虚。马克思对“庸人心态”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生存状态的利己化；生活追求的拜物化；思维方式的凝固化。 马克思多次在著作中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命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把自我需要的满足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旨归；人与人的关系是逐利性的竞争关系和互为手段的对立关系。 马克思多次在著作中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命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把自我需要的满足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旨归；人与人的关系是逐利性的竞争关系和互为手段的对立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以雇佣劳动和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弥漫着世俗的“犹太精神”，即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追逐金钱的思想和习气。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更是犀利地批判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由此，所谓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意味着以私人利益为核心、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私人生活领域。在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个人私利的战场”，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利己主义的冰水毫不留情地淹没着那些“神圣发作”的情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是“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施蒂纳把历史发展看作利己主义完善的过程，其实质不过是以观念和精神虚构历史、支配生活。生存状态的利己化导致人“非人化”，堕落成有己无人、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择手段、丧失底线的存在物。个体价值与共同体价值、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分裂。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称不上一个“好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人只是执着于满足自身利益，把个人利益作为唯一目的，只知利己不知利他的平庸之人。而这样的“庸人”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呼唤和追寻的具有崇高人格的“共产主义新人”。现实生活中的人并非与世隔绝、自成一体的“孤岛”，而是社会性、关系性的存在，因而必须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人与人之间不是“主奴辩证法”意义上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关系，而是相互承认、互为依存的关系。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表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的个人”绝非离群索居、孤芳自赏、沉湎于自我小世界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与他人“共在共存”，并进行着内容丰富的交往活动。在真正的共同体中，私有制和国家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视他人为“地狱”的“异化”关系，而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而“现实的个人”也由此实现“剧中人”和“剧作者”双重身份的内在统一，成为“完整的人”。 人存在的精神特质与文化需求 人生在世，每个人实际上都栖居于两个家园之中。一个是安置肉身有形的物质家园，即客观的、自然的物理空间；另一个是安顿精神心灵、内在的文化家园，两者缺一不可。因而，人就产生了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两种依托、两种需要。对于本真的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更为重要，其意义与价值甚至超过了前者。这是因为人本质上是追求真善美意义的，只有人类才有追求心灵慰藉和精神满足的文化需要，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和建构出自在世界原本所没有的人化世界或人文世界，并因此而区别于、超越于自然界其他一般动物。人的文化需求主要是指维持基本生理需求之外产生的获取知识、陶冶情操、休闲娱乐，以及追求人生意义与价值实现的精神层面、情感上的欲求，是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精神面貌、审美情趣的反映，更是人作为高级社会性存在的根本标志。人们的文化需求内容涵盖很广，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休闲观光等。精神文化对于“现实的”“完整的人”而言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然而，人的文化需要及其发展受许多复杂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往往需要自觉地加以规范、引导与建构。 “理论”（theor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动词theorein（名词形式为θεωρα，theoria），与“看”（look at）或“观看”（view）相关。在柏拉图看来，θεωρα作为一种神圣的“观照”，是人（哲人）的理性活动所能达到的至高至纯的境界。人只有在这种境界中才能“看到”本真的存在，从而获得“真知”。这样看来，理论反倒是对现实最真实的捕捉。我国古代也存在类似的观念。《道德经》有言，“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在老子看来，万物竞相生长而终将复归根本的规律，也是需要“观”的。 柏拉图还说，视觉是给我们带来最大福气的通道。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眼睛是人类最偏爱的求知器官。如果人们没有见过日月星辰，就不会有关于宇宙的学说。眼界决定着思想的境界。能看多远，就会想多远。“思想”和“眼睛”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当然，这里所说的眼睛，已不主要是指人的肉眼，而是“概念的眼睛”，是“心目”。视觉形象构成理论。反过来，理论也可以归结为视觉形象。“观看”并不都是理论，但理论都具有“观看”的维度。理论往往可以通过还原为视觉形象去加以确证，所谓“眼见为实”，也只有借助于视觉性的隐喻，才会被普通人更好地理解。比如，一提到万有引力定律，很多人头脑中都会闪现出苹果落地的画面。关于光的性质的理论，人们也往往会联想到颗粒和波浪。 录像对人们而言并不陌生，尤其是在如今这样一个视觉文化日益弥漫和日渐丰富的时代①。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录像技术日新月异。自电影创始人法国卢米埃兄弟(Lesfrères Lumière)利用摄像技术发明了电影之后，伴随着现代物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电子管科技产品的愈发成熟，录像技术也从磁带时代逐渐发展到了数码时代。更高清的画质、更庞大的存储量、更低廉的成本、更便携的设备(如GoPro)以及更全面的视角(如360度全景摄像机、无人机拍摄技术)等等，都从多方面使录像更加绚烂多彩。日常生活中人们频繁接触的视频以及各类视频网站，如优酷、直播、快手、抖音、视频聊天等等，都极大丰富了今天的视觉文化。录像以及观看录像也因此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一项习以为常的实践。 历来的作家年谱，重编年而轻系地，编年意识自觉强烈，系地意识相对淡薄。我们在总结前贤撰述年谱的经验教训时，希望改变年谱原有的传统观念，重建年谱的新范式，期待今后的作家年谱，能“编年”与“系地”并重，不仅编次谱主的“出处之岁月”和“作文之岁月”，还要“考之舆图，以求其踪迹”，博之方志，以明其地理环境。出生地、任职地、经行地、寓居地、创作地、终老地，是系地的六大构成要素。为求名实相副，我们将“年谱”之名，改为“编年系地谱”，以突显编年系地并重的新观念和新范式。 我们的编年系地谱，不轻忽编年，尤力为系地。系地考证，我们最为着力的是六个方面：出生地、任职地、经行地、寓居地、创作地和终老地。 在“太极”(“道”)普遍生成天地万物的意义上，邵康节指出，“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由道一也。”(《观物内篇》第九篇，《邵雍集》，第33页)这是说，天地万物虽然在具体形质上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但在本然层面却拥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根据，这是因为它们都由“太极”(“道”)生发而来。 在邵康节的道学构架中，一多之间的对应首先被赋予本然的意味，展现出作为宇宙总根源的“太极”对于天地万物的普遍生成关系：“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
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应将人类历史视为自然界生成为人的一部分，或者说将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 不论是先秦儒家的礼治还是晋法家的法治，抑或是齐法家的礼法合治，其实都是规则之治。只不过齐法家既不同于先秦儒家那般过于强调礼治以图“刑措而不用”，又不似晋法家单任刑罚而排除礼治。他们善于将两种规则结合起来，共同运用于国家治理当中，以“法”为外在约束，以“礼”与“德”自制与自省，对内对外恩威并用，在依靠实力的同时不忘服人以德。这样既弥补了法律本身的残酷与严苛，又减轻了道德礼义在执行过程中缺乏强制力与约束力的问题；既避免了晋法家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故而在法律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 我们党始终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奏响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部曲，中国人民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的获得感自豪感前所未有。国际权威机构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高居各国榜首。 《礼记·大学》就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列为“八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思想，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科学家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为建设新中国不懈奋斗的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代代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杰出科学家，无一不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他们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矢志报国，为祖国和人民作出彪炳史册的重大科技贡献，以实际行动为“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作出最生动注脚，谱写了精彩的人生篇章。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回忆自己跟随老一辈科学家研制“两弹一星”的激情岁月时说：“我至今记得科研楼走廊里‘三老’和‘四严’的标语——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严肃、严谨、严密。”“三老”“四严”就是求实精神的具体体现。 天人合一是我国重要的哲学思想（张岱年，1985），儒、道、释等诸家各有阐述。天指自然和天道，天人合一多指人与道合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当今，5G技术快速发展，正在实现万物互联、智慧家居和无人驾驶。而且6G技术即将到来。人与万物的联通即将实现。因此，有人认为，5G是万物互联，6G就是天人合一。在“万物互联”的数字化时代，“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思想将为计算人口学提供丰富的营养。 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计算正蓬勃发展，尤其是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后，数字技术加快发展，计算人口学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随着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越来越趋向覆盖全员目标人口。5G技术加快普及，6G技术即将到来，人与人之间、人与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融合速度前所未有，而且颠覆经典超级计算机的量子计算技术加快布局，成为推动计算人口学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以互联网、物联网、5G和6G通信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群落不断融合、叠加和迭代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经济性、高可用性、高可靠性的技术底座，构建了驱动数据密集型的科学研究范式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为计算人口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生态。2020年12月2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到2025年，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批行业数据大脑、城市数据大脑，全社会算力资源、数据资源向智力资源高效转化的态势基本形成”的建设目标 ，为“十四五”时期我国计算人口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0210415由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同大众文化、大众社会相辅相成，并被推到了前台。从网络文学到字节跳动，艺术的模态和生成、传播、接受机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完全不亚于文学从口传到书写的转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络文学终究还是文学，数字人文终究还是人文。譬如我国古代对文的界定，我们不妨视网络文学为广义的文学；又譬如未来很难再有自古以来西方相对“单向度”的文学流派：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等，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已然是广义的流派。如今，文学这个偏正结构中的文与学，同样可以由机器人或智能人“代劳”。既然谷歌阿尔法狗（AlphaGo）可以战胜围棋顶级高手、微软小冰可以作诗撰文歌之蹈之，那么由它们（或他们）来代写博士论文（或各色八股）也完全可以想见。何况我们的一些形式主义篇章正越来越模块化、程序化，越来越“网格化”（圈子化），越来越脱离本该是主要受众的作家和读者及其重要关切，却美其名曰“标准化”“国际化”。用詹姆逊的话说，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正日益成为一个信息“传播概念”。用媒介学家麦克卢汉的话说，则几乎是媒介之外，一切皆无。但媒介、信息（二者相辅相成），或者网站和写手，它们（他们）的背后并非没有推手或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般的内核。而这个推手、这个内核也许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及其剩余价值。盖因无论网站还是写手或粉丝，在资本面前只不过是木偶般的道具。当然，出于“和而不同”或貌合神离、神合貌离的利益诉求，网站、写手和万千粉丝既可以是共同体，也可以产生使之歧出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但前提依然主要是资本的需要，尽管表象常常使人目眩：譬如粉丝的疯狂、写手的收益、网站的红火或者“一言不合”，各奔东西。这便是人文让渡于技术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用21世纪以来网络小说如何被“网格化”（在此也即类型化）来佐证——当“网格化”取代了“划时代”流派思潮，文学的“扁平化”便难以避免。 所谓怪癖，就是一种精神强迫症，即明知不必做的事情，不做就无法安心。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有些人明知门已锁好，但出门之后却非要再回去看看才放心。左拉（1840—1902）就有一种数学强迫症，以至于有时不得不跑出去，不停地数街道上的煤气灯，或者看一辆辆经过的马车，把车门上的号码加起来，看它们的和是不是等于三或七的倍数。 大大咧咧的人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敏感的人才会有这类症状。作家和艺术家比普通人敏感，也许这就是他们怪癖很多的原因吧！ 属于现代哲学的笛卡尔、霍布斯、休谟、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蒯因、福柯、罗尔斯等人的文章或著作中（且不提文学化写作的尼采），多数只有少量注释，有的甚至没有注释，这需要惊奇吗？再举一个极端例子，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十分知名，作为历史类著作却很少加注释，这是奇怪现象吗？道理其实很简单：罗素这本哲学史并不是教材式的，而是评论式的，表达的是他对哲学史的独特理解。罗素需要为自己的独特看法加注释吗？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看到，您关注了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发展，请问能否谈谈科技发展带来了哪些哲学新问题？我们应如何以哲学的方式应对，并以此发挥哲学应有之作用？ 赵汀阳：我并非偏爱人工智能问题，之所以参加讨论，仅仅因为对人工智能问题略知一二，而对同样重要的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就一窍不通了。当代技术的这些发展提出的是事关未来世界的“存在论级别”的问题，甚至达到“选择生死存亡”（tobe or not to be）的程度，所以是存在论级别的问题。这与以往技术发展的问题大不相同。文明初期，农耕和治水技术显然只有好处，没有副作用。现代的电力、火车、汽车、飞机等工业技术虽然带来了超出人们预料的副作用，但仍然是风险可控的技术。今天的技术发展却蕴含风险不可控的未来，就是说，当代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好处大致可预见，而可能带来的风险却不可知。问题在于，当代技术的能量不可限量，因此难以预估，而只要技术所蕴含的能量超出人类控制风险的能力，就无法设置风险规避的策略了，这是要命的。更要命的是，技术发展与最大利益直接挂钩。马克思早就指出，只要利益足够大，就有人不择手段。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悲观主义倾向。 不同的思想方式有其不同的基本元素。一般来说，基于希腊传统的欧洲思想以概念为基本元素，而中国传统思想以意象为基本元素。这只是就主要倾向而言，决不是非此即彼。欧洲思想虽以概念为本，但并非没有意象思维；同样，中国思想以意象为本，也并非没有概念思维。就发展趋势而言，似乎都有丰富化的倾向。现代中国引进了逻辑、现代数学和科学，就是明显的补缺。 概念和意象都有概括性，都有广域表达能力，但处理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清晰定义的概念有着意义的边界，有清晰界定的内涵以及因此可确定识别的外延。例如几何的点、线、面，或者物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之类。而意象不能被清晰地定义，甚至拒绝被定义，因此意义没有边界而只有核心含义，核心含义是稳定的，而其衍生含义是发散性的。例如水的意象，流动性是核心含义，但可以衍生出“灵活性”“无孔不入”“因地制宜”甚至“以柔克刚”之类的话语。一般来说，概念思维有着更强的逻辑性，而意象思维有更强的链接性。 如今，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已经把世界打造成一个地球村，人类生活空间、国家治理领域随之拓宽，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随之一新。伴随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兴媒体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并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使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在信息呈爆炸式增长的新形势下，如何更好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人和机器的认知类型之间，确实呈现出难易互逆的关系，从而蕴含了人工智能演进中的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对人来说越高级的认知类型，对智能模拟来说越容易实现；对人来说越容易的甚至是生而就会的认知类型，对智能模拟来说则越难实现。这一关系也为“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paradox)所阐明：要让电脑像成人一样下棋是相对容易的，但要让电脑像一岁的儿童那样感知和行动却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下棋所使用的逻辑推理能力只需很少的计算能力，而感知和行动中所包含的无意识的本能、技能和直觉却需要极大的计算能力。其实，下棋属于博弈类游戏，主要使用可以与语境无关的局限于棋盘中的推算能力。人类顶级棋手通常被视为最聪明、拥有超高智商的人，他们从事的对人来说是最复杂最耗智能的脑力活动，而这对于机器智能来说则属于最简单的推算认知模拟，所以在相应的算法开发出来之后，就很容易超过人类的所有棋手；而与此同时，AI中的行为机器人要在行为的灵活性上与人相比，则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确实表现出“人工智能和人做事的难易程度往往恰好相反——对人容易的往往对人工智能难，对人难的(如下围棋)往往对人工智能容易。”(24)所以现实中的人工智能，当它的简单能力远胜于人的复杂能力时，其复杂能力则远逊于人的简单能力。
20210416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情怀；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决心；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恪尽职守的献身精神；有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气节。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民本”思想。周公的“敬天保民”“敬德保民”；孔子的“仁者爱人”“亲亲而仁民”“修己以安百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之道在于“得其民”“得其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管子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贾谊的“民为国本”“民为政本”“民者，万世之本”；《尚书·五子之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魏征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柳宗元的“吏为民役”；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都是中国民本思想之精华。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例如，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念；有“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德治思想；有“缘法而治”“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以德”“明德慎罚”的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主张；有“公生明，廉生威”“廉政勤政”“重典治贪”的廉政思想；有“以铜为镜”“以古为镜”“以人为镜”的鉴史执政思想；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力戒“刻舟求剑”，“不法先王之成法”的改革创新思想；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清谈误国”的实干兴邦思想；有强调“同心同德、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执政理念；有“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国虽大，好战必亡”的治理国家的辩证思维； 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协和万邦”“合纵抗横”的外交战略；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战略谋胜之道；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人才的成长路径。 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例如，有“慎独自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闻过则喜”“吾日三省吾身”的自律原则；有“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见贤思齐”的虚心学习精神；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高尚原则；有“和而不同”“尚中贵和”“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包容理念；有“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团结友善品质；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小信诚，则大信立”“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思想；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有“内外兼修”“厚德载物”的修身理念；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方法；有“经世致用”“知行统一” “内圣外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有“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行高致远思想；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力更生、不懈奋斗的精神。 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文学与科技的关系是一个“破坏和补偿”同时进行的过程，一方面高科技使传统文学的内容、结构和表达方式遭到瓦解，另一方面又为文学打开了新的窗口。高科技不仅刷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而且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和想象，催生了新的文学样式和结构方式，并由此构成对文学观念的重构。同时，当代文学创作又需要保持对科技的反思与超越，提醒人们警惕科技的负面作用，并通过发挥文学的特性和优势，推进人类在高科技时代诗意地栖居。 高科技与文学的“生存” 这里的高科技主要指20世纪以来所产生的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其中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数字技术。《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曾把世界分为原子世界和比特世界②，即“由原子构成的真实物理世界与基于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数字媒体文化共同构建的社会”③。这也是工业时代与高科技时代的重大区别之一。 产生新的审美体验 高科技时代人们的审美经验显然不同于农业时代，也不同于工业时代。在农业社会，人们主要亲近的是大自然，是春夏秋冬、日出日落。而到了工业社会，“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那种传统农业社会的意境逐渐远去，人们对时间、距离的判断更依赖实物包括时钟或公里数而不是经验。技术社会的出现使前技术时代对世界的经验变得过时(16)。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引用了一段瓦雷里的话：“如同水、瓦斯和电流可从远处通到我们的住处，使我们毫不费劲便满足了我们的需求，有一天我们也将会如此得到声音影像的供应，只消一个信号、一个小小的手势，就可以让音像来去生灭。”(17)如果说工业时代人们主要与实物亲近的话，那么，随着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在数字化空间中生存了。现代科技作为“人体器官的延伸”、“身体能力的扩展”(18)，从整体上塑造着人们的审美感知、内心体验。各种旧有的美感体验包含感性、想象在新的科技环境下被削弱，新的感觉和体验则不断产生。 碎片化是对审美体验的又一冲击。在互联网时代，世界被裂成了不计其数的信息碎片，未来学家托夫勒这样描述道：“从个人角度说，人们都在经受互相矛盾的、无关的、支离破碎形象的包围和刺激，不完整的、无形的‘瞬间即变’的形象在袭击我们，使我们的旧思想受到震动。的确，我们生活在‘瞬间即变文化’的时代。”(19)那种通过古老叙事方式所建立起来的时间和逻辑的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经验连续体正在消失，高科技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感觉。人们每天面对五光十色的符号和图像，特别是随着QQ、微信等移动即时通讯的问世，人们通过手机可以快速发送和接收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等。这种碎片化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知觉方式，并造成了一种迷乱的欣快症，形成一种新的审美体验。当然，碎片化的世界带来的并非总是愉悦，也许会使人们在眩目中失去焦点，在真假难辨的信息迷雾之中引发焦虑和虚无。如何看待碎片化中的审美就成为需要正视的又一问题，而在研究中我们突然发现，需要改变的也许恰是人自身。 相对于“诗史”，另一个异曲同工的命题是“史统散而小说兴”。(19)“小说者，正史之余也”。(20)不论是著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还是名声稍逊的《说岳全传》、《杨家府演义》、《说唐演义全传》，这些小说均依附于特定的历史事件，铺张扬厉，加工充实。种种杂史、传说、笔记、传记具有明显的文学话语形式，它们往往被视为正史的外围材料，填充补白或者增添趣味。
14句佛家禅语，看懂就顿悟了！ 1、当我们身处逆境时，是该委屈成全，还是奋起反搏？ 佛曰：放下。 2、失去的东西，有必要去追讨吗？ 佛曰：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未曾真正地属于你，不必惋惜，更不必追讨。 3、如何理解永远？ 佛曰：人人都觉得永远会很远其实它可能短暂得你都看不见。 4、生活太累，如何轻松？ 佛曰：生活累，一小半源于生存，一小半源于欲望与攀比。 5、昨天与今天，我们该如何把握？ 佛曰：不要让太多昨天占据你的今天。 6、如何对自己，对他人？ 佛曰：对自己好点，因为一辈子不长；对身边的人好点，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够遇见。 7、您如何诠释礼貌？ 佛曰：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8、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目标？ 佛曰：如果你知道去哪，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9、怎样平衡快乐与悲伤？ 佛曰：一个人只有一个心脏，却有两个心房。一个住着快乐，一个住着悲伤，不要笑得太大声，不然会吵醒旁边的悲伤。 10、有些人总是怨声载道，您怎样看？ 佛曰：许多人在重组自己的偏见时，还以为自己是在思考，思考如何拯救世界。 11、我们怎样做才叫“脚踏实地”？ 佛曰：只要你的脚还在地面上，就别把自己看得太轻；只要你还生活在地球上，就别把自己看得太大。 12、有人说爱情会因为时间而冲淡，您认为呢？ 佛曰：爱情使人忘记时间，时间也使人忘记爱情。 13、您怎样看待“爱与幸福？ 佛曰：很多人，因为所谓的幸福而爱错一人，但更多的人，因为爱对一人，而幸福一生。 14、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怎么办？ 佛曰：不能在一起，就不能在一起吧，其实一辈子也没那么长。
13个最内涵汉字，洞穿中国文化，道尽人生真谛！汉字是伟大的，它哺育了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成就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辉煌。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自源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中国商朝甲骨文、玛雅文字）之一，亦是其中唯一沿用至今的文字。 而汉字除了是语言外，还蕴含着我们老祖宗的深刻智慧，以及丰厚的人生哲理。参悟汉字玄机，是学习为人处世，是体悟人生之道，也是读懂中国文化。 01，“ 停” 暂时的停下，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中国古代的驿道，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个亭子。这些亭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停”字——“人”和“亭”靠在一起，便成了“停”。 古人在驿道旁建造亭子，是为了让人们暂时停下疲累的脚步，在“停”中补充体力、蓄积精神，好让后面的路走得更轻松、更快捷。“停”，是为了更好地走，这就是“停”字中的人生智慧。 02，“ 劣” 差人一等，是因为比别人少出了力 人生的优劣，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汉字“劣”的构造就很有意思：什么是“劣”呢?“劣”就是比别人“少”出了“力”。 你比别人差，不是本质就差、生来就差，而是后天懈怠、懒惰，不肯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的结果。 上帝是公平的，你的付出和努力，决定着你人生的优劣。 03，“ 路” 就在各自的足下 “路”字的左边是一个“足”，右边是一个“各”——人生之路，就在我们“各”自的“足”下。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每个人都能走出一条人生之路来，但要自己走，不能指望别人。 04，“ 舒” 舍得给予别人，自己就能收获快乐 “舒”字，左边是舍得的“舍”，右边是给予的“予”，就是舍得给予的意思。所谓“舒心”，就是“舍得给予别人，自己就能收获快乐”。 05，“ 福” 有衣穿有饭吃，就是福 “福”，左边是“衣”，右边是“一口田”。古人造字时，认为一个人有衣穿有饭吃，就是“福”。 与古人比较起来，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不知要丰富多少，他们普遍有衣穿有饭吃，普遍实现了温饱；不少人还达到了小康，有的甚至大富大贵。而很多人却是整日愁眉苦脸，一脸的不快乐。 这是因为现代人的满足已经不再停留在有衣穿有饭吃，不再是知足常乐。他们有更多的欲望，一时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烦恼，甚至嫉妒仇视别人。 幸福，不是拥有了，而是满足了。 06，“ 道” 首要的，是迈开脚去走 “道”字，由一个“走”字底和一个首要的“首”字组成。这告诉我们，要走出一条人生之“道”来，首要的，是迈开脚去走。 理想很重要，信念很重要，毅力很重要，坚持很重要，机会很重要……但如果你不迈开脚去走，不去行动，这一切都将等于零。 07，“ 患” 心多，不是好事 “患”字，上面是一个“串”，下面是一个“心”，连起来就是一“串”的“心”，也就是心多的意思。 一个不能“一心”对待得失的人，这也想要、那也想要，这也怕失去、那也怕失去，怎么不会心生忧虑呢？一个不能“一心”对待做事的人，这也想做，那也想做，三心二意，怎么可能做成事呢？一个不能“一心”对待别人的人，对别人总是多疑、猜忌，不做坦荡荡的君子，而做长戚戚的小人，怎么会是一个健康的人呢？ 08，“ 夸” 自大的人，最终要吃大亏 “夸”字，上面是个“大”，下面是个“亏”，可以这样理解和解释——一个自大的人，最终是要吃大亏的。 一个自大的人，必定是在用他的自大来掩盖他的无知和无能。一个不知道用行动去改变自己的无知和无能，而是用自大去掩盖的人，那只能永远无知无能下去，最终必定会在不断地膨胀和越来越莽撞中，吃大亏。 09，“ 途” 给别人留有余地，自己才有路走 “途”字由“走”和“余”构成，可以这样理解和解释——给别人留有“余”地，自己才有路“走”。有些人爱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因此把人际关系弄得很糟，做起事来就只能处处受挫和碰壁。 10，“ 海” 大海，来自每一滴水 看看“海”字的写法：“海”，来自“每”一滴“水”。是一滴又一滴的水，汇聚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成就人生的大海，也要从“一滴水”又“一滴水”般的小事开始，做好了那些小事，才能成就人生的伟大。 反过来说，大海之所以博大，是因为可以包容含藏“每”一滴“水”。如果是一个小水洼，能容的水就有限。这就是“有容乃大”，告诉我们谦虚包容才能大成的道理。 11，“ 怕” 恐惧，是因为内心空虚 “怕”字，由“心”和“白”构成。什么人才会“怕”和恐惧？就是那些内“心”一片空“白”的人，即内心空虚之人。 那么怎样才不会害怕、不会恐惧？当他懂得不断地用学习、工作、事业、理想、信念和爱来填充自己的内心，去驱走内心的空虚，让自己充实起来，自然也就不会怕、不会恐惧了。 12，“ 忙” 一忙，就把心给丢了 “忙“字，“心”“亡”为“忙”，指人一忙，“心”就丢了。一个行色匆匆忙着的人，往往是一个无“心”之人。 忙中出错、忙中出乱，就是因为忙着忙着就把“心”给丢了。一个不带着“心”、无“心”做事的人，如何不会犯错出乱？ 焦虑、浮躁、不安、匆忙，最容易丢失一个人的“心”。静下来，让“心”回来，人才会安宁，事才会从容。 13，“ 赢” 要成赢家，要有五种素质 “赢”字由亡、口、月、贝、凡五部分组成，这就是人生赢家必备的五种素质和能力——亡，危机意识；口，沟通能力；月，时间观念；贝，取财有道（贝壳是最古老的货币之一）；凡，平常心态。具备了这五种素质和能力，再加之努力奋斗，定会走向成功，成为人生赢家。
20210416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情怀；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决心；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恪尽职守的献身精神；有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气节。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民本”思想。周公的“敬天保民”“敬德保民”；孔子的“仁者爱人”“亲亲而仁民”“修己以安百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之道在于“得其民”“得其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管子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贾谊的“民为国本”“民为政本”“民者，万世之本”；《尚书·五子之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魏征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柳宗元的“吏为民役”；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都是中国民本思想之精华。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例如，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念；有“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德治思想；有“缘法而治”“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以德”“明德慎罚”的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主张；有“公生明，廉生威”“廉政勤政”“重典治贪”的廉政思想；有“以铜为镜”“以古为镜”“以人为镜”的鉴史执政思想；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力戒“刻舟求剑”，“不法先王之成法”的改革创新思想；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清谈误国”的实干兴邦思想；有强调“同心同德、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执政理念；有“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国虽大，好战必亡”的治理国家的辩证思维； 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协和万邦”“合纵抗横”的外交战略；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战略谋胜之道；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人才的成长路径。 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例如，有“慎独自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闻过则喜”“吾日三省吾身”的自律原则；有“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见贤思齐”的虚心学习精神；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高尚原则；有“和而不同”“尚中贵和”“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包容理念；有“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团结友善品质；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小信诚，则大信立”“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思想；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有“内外兼修”“厚德载物”的修身理念；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方法；有“经世致用”“知行统一” “内圣外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有“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行高致远思想；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力更生、不懈奋斗的精神。 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文学与科技的关系是一个“破坏和补偿”同时进行的过程，一方面高科技使传统文学的内容、结构和表达方式遭到瓦解，另一方面又为文学打开了新的窗口。高科技不仅刷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而且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和想象，催生了新的文学样式和结构方式，并由此构成对文学观念的重构。同时，当代文学创作又需要保持对科技的反思与超越，提醒人们警惕科技的负面作用，并通过发挥文学的特性和优势，推进人类在高科技时代诗意地栖居。 高科技与文学的“生存” 这里的高科技主要指20世纪以来所产生的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其中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数字技术。《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曾把世界分为原子世界和比特世界②，即“由原子构成的真实物理世界与基于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数字媒体文化共同构建的社会”③。这也是工业时代与高科技时代的重大区别之一。 产生新的审美体验 高科技时代人们的审美经验显然不同于农业时代，也不同于工业时代。在农业社会，人们主要亲近的是大自然，是春夏秋冬、日出日落。而到了工业社会，“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那种传统农业社会的意境逐渐远去，人们对时间、距离的判断更依赖实物包括时钟或公里数而不是经验。技术社会的出现使前技术时代对世界的经验变得过时(16)。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引用了一段瓦雷里的话：“如同水、瓦斯和电流可从远处通到我们的住处，使我们毫不费劲便满足了我们的需求，有一天我们也将会如此得到声音影像的供应，只消一个信号、一个小小的手势，就可以让音像来去生灭。”(17)如果说工业时代人们主要与实物亲近的话，那么，随着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在数字化空间中生存了。现代科技作为“人体器官的延伸”、“身体能力的扩展”(18)，从整体上塑造着人们的审美感知、内心体验。各种旧有的美感体验包含感性、想象在新的科技环境下被削弱，新的感觉和体验则不断产生。 碎片化是对审美体验的又一冲击。在互联网时代，世界被裂成了不计其数的信息碎片，未来学家托夫勒这样描述道：“从个人角度说，人们都在经受互相矛盾的、无关的、支离破碎形象的包围和刺激，不完整的、无形的‘瞬间即变’的形象在袭击我们，使我们的旧思想受到震动。的确，我们生活在‘瞬间即变文化’的时代。”(19)那种通过古老叙事方式所建立起来的时间和逻辑的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经验连续体正在消失，高科技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感觉。人们每天面对五光十色的符号和图像，特别是随着QQ、微信等移动即时通讯的问世，人们通过手机可以快速发送和接收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等。这种碎片化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知觉方式，并造成了一种迷乱的欣快症，形成一种新的审美体验。当然，碎片化的世界带来的并非总是愉悦，也许会使人们在眩目中失去焦点，在真假难辨的信息迷雾之中引发焦虑和虚无。如何看待碎片化中的审美就成为需要正视的又一问题，而在研究中我们突然发现，需要改变的也许恰是人自身。 相对于“诗史”，另一个异曲同工的命题是“史统散而小说兴”。(19)“小说者，正史之余也”。(20)不论是著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还是名声稍逊的《说岳全传》、《杨家府演义》、《说唐演义全传》，这些小说均依附于特定的历史事件，铺张扬厉，加工充实。种种杂史、传说、笔记、传记具有明显的文学话语形式，它们往往被视为正史的外围材料，填充补白或者增添趣味。
20210419书法史上的三句经典狠话！“一洗二王恶札”清醒的批判意识 书不宗晋，终入野道”既专且博，集古成新 “宁丑毋媚”作字先作人
20180623“亭亭净植”莲花是一根茎上开一朵花，“植”在这里是通假字，不是刚刚去种的意思，是很直，很远看上去很高贵的样子。“亭亭”是它独立的样子。“净直”是不依不傍的样子。这个大家就明白了，一个人在世间做人，亭亭玉立，不依傍任何人，不依傍任何权贵。那样的人格在爱莲说里就是描写的完美的人格， 那它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我们在社会上要依靠政治生活，要靠经济生活，靠制度生活，要靠人情世故，我们能不能做到亭亭净植？都值得我们思考。 9、不要依靠别人，因为生活沉重，谁都想活得轻松。 10、不要伤害别人，因果迟早都会来。 11、做人不要解释，是智者的选择。 人生在世，我们常常产生想解释点什么的想法。然而，一旦解释起来，却发现任何人解释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甚至还会越抹越黑。 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耸立云端； 《心经》，发挥三世诸佛所证之菩提涅槃，一切众生本具之真如佛性，十方如来度生之要道，凡百行人作佛之良谟。文简而义丰，词约而理着。普令上中下根，同得一超直入如来地，于诸经中，最为第一。虽只二百六十字，而六百卷大般若甚深义理，包括罄尽。良以如来智慧，自在无碍，随彼当机，广略适宜。广之则罄海墨而莫尽，略之则觅一字而叵得，令彼闻者，各得实益。末世众生，根机陋劣，常持此经，依之修习，自可空五蕴而证诸法实相，离颠倒而得究竟涅槃。以故古之名人，每每诵至数百万遍者，以其为总持诸法之法门故也。 佛法的正见，首先阐明人生的因果关系，在于苦、集、灭、道的四种真理：现在人生所得的苦果，是由过去招集的业因，现在修习出世的道因，将来可获得涅槃的乐果。信因果是信正理，并非迷信，世间不论什事物，它的生长与坏灭，都是含有因果性的。我们从浅的方面看，因果的道理很浅显，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也明白。但从深的地方看，那就非常地玄微，不论好因坏因，只要你种了下去，永久不会失去的，那就因我们生命本体的“阿赖耶识”中，保藏着善恶熏习的种子，虽经转世多生多劫，亦不会失坏的。故《因果经》谓：“纵经百千劫，所做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20180624任何情况下，永远不可以向上违抗。就要随顺，也可以说是依教奉行。哪怕是父母错了，过后再说。当时我们一定要说“是是是，好好好”，特别是晚辈。这样我们就进入良性循环。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很多时候需要熬。熬，看似很苦逼、很窘迫，实际上是在充电、是在进取。竹子熬了4年时间，仅仅长了3厘米。从第五年开始，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长，仅用六周时间就长到了15米。熬，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竹子熬不过那3厘米，哪能6周就长15米。 人生的必修课是理解无常，人生的选修课是放下执著。当性命陷落的时候请记得，你务必跌到你从未经历过的谷底，才能站上你从未到达过的高峰。
20210420中国茶道展陈的臻美，需要精美的物质空间，更需要精巧的思维理念。巧思巧想，创意无限，引发了臻美的可能，而科技的助力，则将可能化为了现实。中国茶道展陈的臻美，乃为了达圣，这是中国茶道展陈至高无上的向往。从时间向度看，中国茶人代代精英辈出，陆羽、卢仝、皎然、白居易、陆龟蒙、皮日休、欧阳修、蔡襄、苏轼、黄庭坚、赵佶、陆游、耶律楚材、虞集、高濂、袁宏道、张岱、李渔、郑燮、爱新觉罗·弘历、曹雪芹、袁枚、鲁迅、郭沫若、吴觉农、老舍、赵朴初……陆羽以《茶经》闻名于世，被誉为茶仙，奉为茶圣，祀为茶神。卢仝《茶歌》自宋以来，成为人们吟茶之经典。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与卢仝《茶歌》有异曲同工之妙。白居易酷爱茶叶，对茶、水、具的选择配置和火候定汤很是讲究，曾辟园种过茶，自称“别茶人”。陆龟蒙著有《品第书》，本可成《茶经》续本，然，早已失传。皮日休著有《茶中杂咏》十首……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中国茶道展陈，运用茶道前辈的宏大叙事，有助于彰显主题创意，尤其是地域茶道文化，以当地茶道伟人光辉事迹作为开场，容易引发共鸣，产生观者求圣达圣之心。而对科技手段的运用，可以营造出更为强烈的沉浸感，从而带来更加深刻的共鸣。
云游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欣赏者足不出户便能欣赏远方的风景环境。这种审美方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美学传统，与中国古代画论中的“卧游”思想类似。魏晋南北朝时期，宗炳年迈，老病俱至，无法亲身游览自然山水，于是“披图幽对”，“卧以游之”，提出了“卧游”思想。在宗炳影响下，宋代吕祖谦作《卧游录》，李氏作《潇湘卧游图卷》，明代沈周作《卧游图册》，清代盛大士作《溪山卧游录》，程正揆作《江山卧游图》，形成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卧游”传统。“卧游”强调欣赏者借助山水画来欣赏自然，无须欣赏者亲身奔赴自然环境当中，这为足不出户的云游模式提供了美学理论上的支持与借鉴。 当前，随着大众媒介、VR、5G 、云计算、云储存、云平台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逐渐进入云时代。这为环境欣赏的云游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撑。现实世界中的物理环境经过数字化处理，变成流媒体数据，便能传输到云端，进行远程在线传播，到达任意一个客户端上，被用户所欣赏。如果不是处在云时代，那么云游模式的整个过程就无法顺利实现。当前，“云+旅游”成为大众在家娱乐消遣的方式之一，云游模式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新型环境欣赏方式。
人类能力存在局限性 既然自然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具有破坏性和危害性，那我们是不是大力发展科学，完全依赖科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就人类能力来说，是存在局限性的。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理性的局限性、感官的局限性，以及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科学的局限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政治性（或社会性）动物，人的活动是运用逻格斯的实践活动。在一些哲学家看来，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性区别之所在。然而，人类理性也是有其局限性的。比如，关于自由意志、梦境、外太阳系等的科学研究和理性认识目前还很浅薄，甚至无法研究。除了理性，人类感官也有其局限性。人类是通过感官（视力、听力、嗅觉、味觉、触觉）来认识世界的，然而这些感官本身也有局限性。在人类的感官认知范围之外，还有大量可能存在的物质。 理性和感官的局限性，直接影响到人们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所把握到的所谓“真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不具有绝对性和永恒性。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固然伟大，然而其适用范围却是在低速、宏观、弱引力这一前提下。也正是因为理性、感官和科学的局限性，我们所能够认识到的世界实际上只是真实世界的冰山一角，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有待于我们认识。比如，可能占宇宙总质量绝大部分的暗物质和暗能量，以及大量未被认识的病毒等。 基于以上原因，关于科学，我们认为应放弃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科技万能论”观点。相反，我们应以一种谦逊的态度来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 人与自然是一个共同体 数百万年以前，人类从自然中脱胎而出，成就了现代人。现代科技的发展，虽然依赖于对自然的研究和“征服”；然而，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不应成为一种普遍、铁定的价值观。回顾历史，人从自然而来，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生命和命运具有同一性。 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庄子就曾提出过“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庄子·齐物论》有言：“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庄子看来，“我”与“万物”是同时存在的，是同一的。在此基础上，宋代的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民胞物与”说，认为普罗大众是我的同胞，自然万物也是我的同类和伙伴，人不仅要爱他人，也要爱自然。20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和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比如，作为环境伦理学的重要奠基人，利奥波德（AldoLeopold）曾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思想，认为我们“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人类来源于自然，与自然的命运是天然地连在一起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敬畏自然，保护环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既是保护自然，让自然万物得以充分地、自由地生长；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保证人类整体的生命延续。 综观世界术语学研究格局，日耳曼语地区（奥地利、德国）、斯拉夫语地区（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捷克和波兰等）、英语地区（英国、美国等）、罗曼语地区（使用法语、西班牙语等的地区）以及新近崛起的北欧，还有一些非洲国家和地区，术语研究发展势头强劲。 孔子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基础。孔子的道德实践主要体现在“治学”“明礼”“成人”“为政”四个方面，而“仁”与“知”在其中共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孔子对学的重视、对礼的强调、对圣人的推崇、对政治治理的期望都体现出他对“仁”“知”如何发挥作用的思考。可以说，“仁知相须”是孔子道德实践的内在原则。
20210421现实世界是无限展褶的过程 德勒兹创造“褶子”概念的主要目的，是使其取代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进而作为世界最小单元。单子作为形而上学的点，被莱布尼茨看作世界的最小精神实体。不过，其忽略了点与点之间的互动中介，以及“点”存在可被继续分割下去的可能。德勒兹在莱布尼茨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思考：如果把“点”继续无限划分下去，可以看到无穷弯弯曲曲的“小螺旋”，这些“褶子”不是规则性的对称样式，而是一直处于变异中、生生不息的曲线。我们的生活世界，小到微粒，大到宇宙，无处没有褶子。褶子是物质与灵魂的结合，是实现了心身交融的载体，是在差异与更迭中载向无限的“永动机”。 褶子从何而来？德勒兹强调，褶子不同于单子诞生的“神性一刹那降临”，褶子具有自生性，褶子即世界，万事万物皆由褶子构成，四面八方皆褶子，无所谓第一个起源，褶子始终处于外界联系中，褶子不断创生褶子，直至无穷。书中呈现“褶子”诸多相似的表达，例如弯曲、折叠、回迭、变异等。这些近似的词汇均体现“褶子”的样态，它就是一个不断折叠弯曲的操作过程。“褶子”兼具单子特征与巴洛克风格的双重意境。 “褶子”的特征如下。力学本体性与双重实体性。褶子哲学象征着无限流变与迭合，持续性变异自身、保存自身、延续自身。从力学角度看，褶子具有本体论意义，褶子本身就是一种无穷作用力。褶子深入到单子绝对的内部，是单子内在结构的展开，在“透视”的作用力下无限交叉、回折、展缩。 弯曲性与延续性。“无穷弯曲、弃绝直线”是褶子的核心特质。崔增宝在《德勒兹与单子世界的复魅》中提到，“弯曲是褶子的内在因素”。同时，基于微分无穷小量的持续性，褶子活动具有延续性与无限延展性。造成褶子间无穷折叠特性的正是“灵魂”之力，通过展开褶子，灵魂得以存在并获得一个无限包含的世界。这个灵魂空间无边界、无轮廓，有的只是弯曲性与无边际性。 差异性与流动性。一弯、一叠、一皱、一弧这些看似渺小的单纯、简易的改变，实则构成事物间细微差异的最小单元，此刻也伴随着作用力的方向与样式的变更。每个褶皱都各具差异，形象阐释了宇宙万物的特殊性与持续动态的生成性。褶子点互为交叉、相互缠绕，构成了复杂世界。 无穷褶子的重要功能在于快速地“穿梭”出“分隔域”，将物质和灵魂、外表和封闭的房间、外部和内部分离。褶子之折意味着有“折痕”与“折面”的诞生，它将世界截然分成一个“显”世界与“隐”世界，展开褶子意味着将潜在世界凸现为现实世界。无限展褶的过程，将开启人们对世界由模糊到清晰的认识。 先生遵循了“学习从摇篮至坟墓”之训导，正是“朝闻夕死”的求知精神，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杨先生的文化思想、学术成就及学术精神必定永续人间，光耀学林。 使命型政党有其核心的价值诉求和行动理念，贯穿于政党建设与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人民史观的指导，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西方的选举型政党名义上代表选民去行使政权、表达诉求和争取利益，却只是在利益博弈与权力争夺禁地徘徊，信奉的是“英雄史观”。精英政治导致的资源垄断与阶层歧视、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底层民众的生命安全遭受漠视等现实问题，赤裸裸地撕破了西方政党“为民执政”的面具。 境界，在王国维看来，是评判诗词的最高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认为，境界由“景物”和情感（喜怒哀乐）构成。一首诗，一首词，主要有两部分：写景和抒情，或者是叙事和议论（感慨）。由这两部分构成的作品，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就有了境界。他借晏殊、柳永和辛弃疾的词句描述了人生的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疑惑、惆怅，乃至绝望；第二境界是探索、痴迷和艰苦；第三境界是发现、兴奋与成功。他在这里并没有专指诗人、词人，而是泛指“成大事业、大学问者”。这些人包括政治家、军事家、学问家等，当然也可以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者。 佛教的兴盛，让有精神追求的士大夫趋之若鹜，“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儒学的复兴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野蛮”政治举措，只会落入“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这一尴尬境地，惟有“入室操戈”、“修其本以胜之”，方是正途。于是阐天道之密义、剖性命之微言、揭成圣之工夫便成了新时期儒学理论建构的主题。机缘到了，《中庸》(天道性命之书)与《大学》(内圣外王工夫指点之书)遂从《礼记》之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经典，而与《论语》《孟子》构成儒家的新圣经系统。⑩而就“成圣”功夫指点而论，堪与佛教具有重复性、窍门性、进阶性的仪式化操作方法的“工夫”论媲美的惟有《大学》之“三纲八目”说。宋明儒不约而同地从《大学》之中择取二、三字作为为学“宗旨”(11)，良有以也。 “生死一念”成为工夫修炼的对象。“未知生焉知死”，先秦修身传统少讨论死亡现象。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广为流行，依二程的看法即是因其以“生死恐动人”，此后人“皆以死为一大事”。刘元城对二程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世间事有大于生死者乎？而此事独一味理会生死，有个见处，则于贵贱祸福轻矣。且正如人担得百斤，则于五六十斤极轻。此事老先生极通晓，但口不言耳。盖此事极系利害，若常论则人以谓平生只由佛法，所谓五经者，不能使人晓生死说矣。故为儒者不可只谈佛法，盖为孔子地也。”(13)王阳明再传弟子王塘南更明确指出“世儒之必趋释氏者，无他，彼以为释氏能超生死而孔子不能也”(14)。而佛教高僧安然坐化乃至豫知死期等等现象更是给理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故在理学家的传记、年谱死生之际的记载中，辞气不乱、安静而逝成为通例。至阳明心学一系“化生死一念”“寻个不叹气的事做”(“真正仲尼，临终不免叹口气”)成为工夫修炼的一个重要议题，心学一系“坐亡立脱”“豫知死期”乃至推迟死期的现象亦屡见不鲜。死亡遂成为一种清醒意识，一种自主的事件。(15)
20210422摘记 在现代战争中，如何有效抗击导弹袭击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现有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反导导弹拦截攻击的导弹。但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弹道导弹的命中概率不断提升，“以导制导”便显得“防不胜防”，而等离子炮可轻松拦截飞行的导弹。等离子炮主要由超高频电磁波束发生器、导向天线和大功率电源组成。它集雷达搜索、发现目标和打击目标于一身，极大地简化了攻击过程。由于等离子炮辐射的电磁波束是以光速传播的，飞行中的导弹相对于等离子武器辐射的电磁波而言，相当于“慢镜头”或者静止的目标。因此，攻击非常容易，等离子武器可在瞬间打击各种空间目标，无论真假目标都能够一并摧毁，可有效对付来自太空和高、中、低空内的各种飞行器和导弹的袭击。 自主无人系统指可以进行自主分析、决策和行动，自主执行高复杂任务的智能系统。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其拥有的智能控制系统，根据传感器的信息输入，结合预设环境与实时感知系统，以及预设行为规则与智能决策系统，对目标进行意图判断、定位跟踪，并对自身进行姿态调整、任务规划，最终实现自主遂行任务。自主无人系统的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这也是人们常将自主无人系统称为人工智能系统的原因。该技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需要指出的是，自主无人系统以其无法估量的军事应用价值一直备受军方关注，并催生出自主无人作战系统这一技术创新与军事变革的共生体。 尽管当前自主无人系统的发展及其军事应用还存在不少问题，譬如无法做到对影响战争的全要素信息同时进行准确捕捉、跟踪，难以破解敌方的奇正谋略、伪装欺骗等。但放眼未来，自主无人系统必将成为引发军事理论创新、战争形态更迭、作战方式变革的导火索，并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最大变量。 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国践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最终促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汉高祖刘邦同关中百姓“约法三章”，为其一统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形成汉律六十篇，沿用于两汉近四百年。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成就了“贞观之治”，以《贞观律》为基础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他又指出，从世界历史看，国家强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三千多年前，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即位后，统一全国法令，制定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汉谟拉比法典》，并将法典条文刻于石柱，推动古巴比伦王国进入上古两河流域的全盛时代。 “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在中国法治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之中，有许多超越时空、普遍有益、饱含精华、体现法治文明的经典命题和论语，如 “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七臣七主》）“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匠万物者以绳墨为准，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等等。 钱锺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0)。“心理”即精神，“道术”即方法。不同文明所共有的阐释活动，必有其最基础的可公度值，差异性只能在此之下。Hermeneutik的最大可公度值，就是“解经”。在西方是《圣经》，在中国是五经。澄清“Hermeneutik”的确切中文译名。钱锺书将其译为“阐释学”，汪荣祖认为这一译法“胜于常译之‘诠释’”(28)。 张江提出以“阐释学”乃至“阐诠学”来对译“Hermeneutik”，不赞成“诠释学”或“解释学”之译名 我们多么喜欢赢，不喜欢输，我们多么喜欢受人关注，不乐意被人忽视。这一切都是陷阱。—————宗萨仁波切
20210422摘记 在现代战争中，如何有效抗击导弹袭击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现有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反导导弹拦截攻击的导弹。但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弹道导弹的命中概率不断提升，“以导制导”便显得“防不胜防”，而等离子炮可轻松拦截飞行的导弹。等离子炮主要由超高频电磁波束发生器、导向天线和大功率电源组成。它集雷达搜索、发现目标和打击目标于一身，极大地简化了攻击过程。由于等离子炮辐射的电磁波束是以光速传播的，飞行中的导弹相对于等离子武器辐射的电磁波而言，相当于“慢镜头”或者静止的目标。因此，攻击非常容易，等离子武器可在瞬间打击各种空间目标，无论真假目标都能够一并摧毁，可有效对付来自太空和高、中、低空内的各种飞行器和导弹的袭击。 自主无人系统指可以进行自主分析、决策和行动，自主执行高复杂任务的智能系统。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其拥有的智能控制系统，根据传感器的信息输入，结合预设环境与实时感知系统，以及预设行为规则与智能决策系统，对目标进行意图判断、定位跟踪，并对自身进行姿态调整、任务规划，最终实现自主遂行任务。自主无人系统的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这也是人们常将自主无人系统称为人工智能系统的原因。该技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需要指出的是，自主无人系统以其无法估量的军事应用价值一直备受军方关注，并催生出自主无人作战系统这一技术创新与军事变革的共生体。 尽管当前自主无人系统的发展及其军事应用还存在不少问题，譬如无法做到对影响战争的全要素信息同时进行准确捕捉、跟踪，难以破解敌方的奇正谋略、伪装欺骗等。但放眼未来，自主无人系统必将成为引发军事理论创新、战争形态更迭、作战方式变革的导火索，并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最大变量。 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国践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最终促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汉高祖刘邦同关中百姓“约法三章”，为其一统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形成汉律六十篇，沿用于两汉近四百年。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成就了“贞观之治”，以《贞观律》为基础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他又指出，从世界历史看，国家强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三千多年前，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即位后，统一全国法令，制定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汉谟拉比法典》，并将法典条文刻于石柱，推动古巴比伦王国进入上古两河流域的全盛时代。 “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在中国法治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之中，有许多超越时空、普遍有益、饱含精华、体现法治文明的经典命题和论语，如 “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七臣七主》）“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匠万物者以绳墨为准，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等等。 钱锺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0)。“心理”即精神，“道术”即方法。不同文明所共有的阐释活动，必有其最基础的可公度值，差异性只能在此之下。Hermeneutik的最大可公度值，就是“解经”。在西方是《圣经》，在中国是五经。澄清“Hermeneutik”的确切中文译名。钱锺书将其译为“阐释学”，汪荣祖认为这一译法“胜于常译之‘诠释’”(28)。 张江提出以“阐释学”乃至“阐诠学”来对译“Hermeneutik”，不赞成“诠释学”或“解释学”之译名 我们多么喜欢赢，不喜欢输，我们多么喜欢受人关注，不乐意被人忽视。这一切都是陷阱。—————宗萨仁波切 20210423摘记什么是“文人画”？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中谈道：“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文人画”反对工匠化、程式化，强调文人意趣的自然流露，它与诗有着天然联系，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文人画最初的定义是封建士大夫的戏笔之作，用于区别宫廷画师和民间画匠。兴起于宋代的文人画，明朝时得到广阔的发展空间。时至清初，画面被‘八大’等亡国贵胄带入没落贵族的孤傲和愤懑之情，使文人画的内涵发生异化。”文人画重精神，轻形式，发挥文人主体生命精神，内心自由之情致寄托于高旷清静之境，区别于宣扬“重教化”“助人伦”的政教绘画。非常人所谓美之为美，有老庄、禅宗哲学的审美意蕴，崇尚自然与人心灵的抒发涤荡精神。以适俗应用为目的的绘画，类似作坊分工计件批量生产完成的产品，千人一面，具有一定的范式，即工匠画；以陶冶性灵为目的的绘画，多出现在文人雅士书斋，草草数笔自赏自玩，颇有山林野逸趣味，即文人画。 “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这四个要素充分展示了文人画的精神内涵之属性，即以人为本。人的道德涵养功夫通过笔墨来传达，感人感己，寓情于物，绘画精神背后承载着创作者的人品、学问、才情与思想。 王学仲“现代文人画”的理论与实践是传统“文人画”面对西学、西方艺术挑战的积极探索，它暗合于“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思想理念，具有传统儒家“知行合一”体悟内究的特质，是一个会通中西艺术、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学修体系。 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 生活与艺术，不仅应该相互承担责任，还要相互承担过失。诗人必须明白，生活庸俗而平淡，是他的诗之过失；而生活之人则应知道，艺术徒劳无功，过失在于他对生活课题缺乏严格的要求和认真的态度。”“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 巴赫金说：“这个世界是围绕着一个具体的价值中心而展开的。这是一个可以思考、可以观察、可以珍爱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之所以具有意义和价值，只是由于它与人联系在一起，是属于人的。一切可能的存在和任何可能的意义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和唯一的价值配置起来的。”现实生活文化中的一切价值，如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政治价值（包括伦理价值、社会价值，还有宗教价值），全都围绕着人的构形而生成；“时空价值和内容涵义价值，以及种种关系，都聚拢到这些情感意志的中心要素上，即：我、他人和为他人之我”［26］。 人是要有信仰的，这样他才会有生活的信念和目标，才会有生存下去的勇气。当然，信仰未必就是宗教，信仰可以是一种科学思想，号召人们与它同行，去追求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以致为它可以牺牲，可以献身，在我们生活里不乏这种精神。不过，科学思想的探索永远是进行式的，自然科学相当明确，它的对象是自然界，它无限多样，形态多变，深不可测，永无穷尽。社会科学就复杂多了，社会科学是一种人的主体性的或是群体性的科学，它是随着生活的进展而变动不居、不断更新、众说纷纭的科学，都在追求人间真理，有的表达了一种真知灼见，价值高一些，有的就少一些，也有的甚至是一种谬误，受到人们盲目的信仰。它们探讨、实验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的人的命运，一旦实验失败，那时信仰崩溃，维系着人际关系相对平衡的社会、伦理、宗教的各种戒律与规矩，就会遭到猛烈的摧残与破坏，人们的行为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他们需要的就只剩下金钱与生物式的满足，使得整个社会陷于无序与道德沦丧，使人堕落到“百事可为”的地步。 我国学者徐凤林认为：“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上帝不是至高无上的外在权威，而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揭示出来的，或者说是在人生的痛苦与悲剧中找到的。只有沉入到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才能‘与活的上帝相遇’。所以，在俄罗斯观念中，‘拯救’与‘恩典’也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在人的生命之中对上帝的内在把握，是对生命的精神改造。甚至天堂与地狱、天使和魔鬼，都只存在于人的心里，是人的精神生命之不同状况的表现。”
20210424摘记面对欧亚大陆已经陷入战争、孤立主义盛行的危局，1941年2月17日，美国媒体巨头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发表社论《美国世纪》，鲜明地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且是“美国作为世界主导力量的第一个世纪”，主张美国应该放弃孤立主义，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为了我们（美国）认为合适的目标，使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手段，对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部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机会，福特制和泰勒制促使工业生产力迅速提升，使得美国在一战后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的大国。罗斯福在1940年的总统竞选演说中满怀自信地说：“与1929年经济繁荣时期相比，美国人在1940年正在建造更多的房子，购买更多的鞋、洗衣机、电冰箱、电量和纺织品，餐桌上的黄油、奶酪、肉和罐装食品也更多了。” 2012年5月23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说中连用六个带有“美国世纪”的排比段落来论证21世纪是另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世纪，是因为我们有渡过这一经济困难时期的恢复力……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世纪，是因为你们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为出色和最具军事能力的组成力量……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世纪，是因为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国家同盟……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世纪，是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寻求扮演我们在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扮演我们在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世纪，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民族正在趋向我们所共享的自由和价值……最后，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世纪，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特性，这一国家精神总是让我们成为例外的国家。 赫勒从社会人类学出发，既反对行为主义无视本能的外部环境决定论，也反对“第三思潮”固化本能的自然主义宿命论，强调社会文化（道德）对人的本性（能）的影响，认为本能理论应关注人的潜能的实现。通过阐释现代性条件下的人的境况，赫勒认为现代人拥有双重先验和双重偶然性，注定只能生活在历史性的张力中，只有进行存在的选择，伦理地选择做一个好人，将偶然性转变为自身的命运，才能获得自由。赫勒坚信好人在现代性条件下能够存在，并且能够诉诸个性伦理学成为具有个性的个体。好人既不盲信权威，也不听命于普遍的道德律令，他们独一无二，实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个体和类的统一。 四种人性假设：一是强调人性恶，认为恶阻碍人成善；二是强调人性善，认为善有助于人成善；三是强调人性中立，认为人既可以成善，也能够变恶；四是强调人性中同时包含善恶，善有助于人成善，恶有碍于人成善。 “好人存在，好人何以可能”是赫勒道德哲学的核心论题。赫勒坚信现代性条件下好人存在，但好人并不多见，“范例性的现代道德个体们并不处在聚光灯下；他们反而站在阴影下，未被察觉、没有标志、不被注意。只有他们的家庭成员，只有与他们接触的少数人才以一种私人的方式与这些独特的人、示范者、道德完美人物会面”。在赫勒看来，好人总是低调做人，不轻易显露自己，那些否认好人存在或认为世人皆恶的人不过是犬儒主义者，他们永远不知道也无法辨认出好人。
20210425摘记中国第一辆火星车，昨天正式命名：祝融。 祝融，在中国神话中，是火神。火神去火星，按照官方的解释是：寓意点燃我国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人类对浩瀚星空、宇宙未知的继续探索和自我超越。 这就是中国人的浪漫吧： 有一种载人飞船叫“神舟”， 有一种气象卫星叫“风云”， 有一种卫星导航系统叫“北斗”， 有一种探月工程叫“嫦娥”， 有一种月球车叫“玉兔”， 有一种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叫“悟空”， 有一种全球低轨卫星星座系统叫“鸿雁”， 把它们送往浩瀚星空的火箭叫“长征”…… “祝融”和搭载的“天问一号”还在路上，大概五月中下旬，它们将登陆火星。 我们的征途，确实是星辰大海。 自利利他 自觉觉他 自度度他三大问题（生存问题、生活问题、生死问题） 王阳明对弟子的四条要求：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能在青年时期钻研进去，克服种种困难，这样才会在中年时期有所成就。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纵览全文，一条主线贯通始终，即“三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新”体现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深入理解和把握“三新”，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三新”也已成为理解中国当下与未来的关键词，这其中认识新发展阶段是理解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谨防“日本病”即长期停滞，其表现为“三低两高”：低通胀率、低长期利率、低经济增长率、高负债和高龄化。 提出三个问题，即：如何发掘自身的才性？如何理解时代大势？如何排除干扰，把自身的才信变为实践，活出酣畅淋漓的人生，并帮助到社会、国家？并在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深情——理想信念；才华——自我成长；潮流——时代大势。 雷经天是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华东政法大学的老书记、老院长，为新中国司法制度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他负责审判的“黄克功案”被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仆评价为“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好的法律的榜样”。 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已经接近于美国GDP规模的3/4。未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顺利推进的情况下，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体量不断增大，中国的GDP规模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超越过程中，美国必然会作出回应，甚至挑起争端以阻碍中国的超越，从而或使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中国或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的复杂外部环境，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发展潜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央集中+地方竞争”的中国特色治理模式。
20210426摘记在民族观念上，虽然“华夷之辨”思潮长期存在，但自先秦开始的文化认同高于血缘认同的认识，积极促成了“华夷一家”思想的形成。如唐太宗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雍正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都是典型。这种强调融合而非差别的民族观念，有助于各民族间的认同。 任何人类群体都无法真正做到与世隔绝，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必须与其他群体产生不同形式和性质的联系。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为了纠正学界长期流行的中国“闭关自守”论，史景迁（JonathanSpence）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他只谈到了1600年以后的情况，那么1600年以前又如何呢？韩森（Valerie Hansen）在《开放的帝国》一书的序言中说道：1600年以前的中国是“这样一个帝国：它在形成之时便融合了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对外来影响的开放，而不是一个拒绝外来影响的中央王国”。她说到的“形成之时”从商朝开始。因此，中国自有文字的历史起，就是一个与外部世界有密切联系的国家。 美学家叶朗认为，“美在意象”。他提出要通过意象世界揭示生活世界中的“诗意”。在他看来，生活世界就是存在，“意象世界……是存在（生活世界）本身的敞亮（去蔽）”。 海德格尔所谓诗意，是指神性，并不是指诗情画意，也不是指浪漫感伤。他所谓诗意栖居，是指以神性为尺度的生存。 “美是意象”。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是美是（在）韵味、滋味或乐音？眼耳鼻舌身俱可感知美，意象美主要是视觉美。许慎《说文解字》释“美”字曰“羊大则美”，可见，美的本源义是指味觉经验。 欣赏一首诗的意境，即是在诗人所构造的审美场域中，读者被召唤入场，感其意绪及无言之美。而我们说此诗“有意境”，即是说，此诗营造了予人美感以至哲性启悟之场域。 中国古典美学与哲学已有强大阐释力，且自成谱系，生生不息。中西比较的用处在于让彼此看得更清楚，也有助于中西基础概念的厘清。从意象美学的比较研究及译介而言，把中国古典意象美学整理好，原封不动介绍给西方，并让他们读懂，贡献也很大。而为了让西人读懂，就有必要借西学（如现象学等）以格义，如参照阿诺德、布尔迪厄、胡塞尔等西方文论家、哲学家的概念及表述重译“意象”“意境”“境界”等中国意象美学的核心范畴。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的原初功能就在这里。 几百年来，资本作为现代经济发展润滑剂、倍增器，促进了现代社会发展，带来了人类崭新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但也同时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极端的经济个人主义张扬、社会高度两极分化、世界霸权主义盛行以及地缘战争频发等后果。相反，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资本在先进政党、先进制度的驾驭和激活下，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大大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的地理、经济与社会等环境孕育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发展出许多区域性文化传统，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样态、特征和成就。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传统以其强大的文化价值整合机制，吸取各区域文化优秀元素，形成诸如天人合一、重文崇礼、贵和尚中、自强有为、趋善求治等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汇聚成中华文化人文渊薮。
20210427笔记1976年，戈特曼发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提出世界上有6个大都市带（城市群）：一是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二是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五大湖都市带；三是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四是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带；五是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西北部工业聚集体的西北欧大都市带；六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这是研究还比较少的一个大都市区。这是长三角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西方城市科学的理论视野中。当今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进程，主要形成了两种发展模式：一是侧重经济、交通和人口的“经济城市”；二是侧重文化、生态和生活质量的“人文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城市，大都选择了“经济城市”的发展思路和模式，不仅严重透支了城市赖以存在的大气、土壤、水资源等“物质条件”，也使城市人、城市文化、城市精神、城市价值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和污染，成为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和人民过上美好城市生活的主要障碍。 “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社科基金经费投入再创历史新高。据全国社科工作办网站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经费达26.5亿元，比2020年增加8454.04万元，增长3.3%。在中央部门紧缩开支、“过紧日子”的要求下，国家社科基金经费投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逆势增长，创出历史新高，实属难能可贵。 《四时月令诏条》总体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诏语，说明朝廷下达诏令的政治背景。其次是诏令主体即四时月令条文，内容为月令的摘录和解释，说明一年四季从孟春到季冬十二个月的宜忌。最后是诏令结尾，说明令文从朝廷下达到敦煌郡的过程。壁书字体为隶书，行与行之间有朱色界栏，四周画有较宽的墨线界栏。壁书左下角外侧写有篇题“使者和中所督察四时月令五十条”，字体大而醒目，显示出壁书的公示性质。 月令是古人总结的节律物候变化的文献，现存于《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为夏代的物候记录。后世月令文化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礼记·月令》这样的集成文献。类似的内容，还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等文献。汉代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月令成了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文献。《四时月令诏条》以诏令形式颁布，要求各地遵照执行，已具有明确的法令性质。 悬泉置墙壁题记《四时月令诏条》是汉代月令文化的杰出代表。诏条对月令的摘录与诠释，初衷是“序元气以成岁事”，维护汉朝的统治，但诏条体现的珍爱万物生灵、珍惜自然资源、遵从自然节律、依照时令生产生活，反映出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认知，时至今日仍有可借鉴之处。 文治教化是通过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典章制度等潜移默化地培养民众道德情操，塑造民众心灵品性，以达到人伦秩序和谐、社会和平安定的目的。在文治教化的诸多形式中，绘画艺术可以说是最为直观的视觉载体。作为中国民间艺术和绘画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年画，经过历史的积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以贴近生活、个性鲜明的艺术特色，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艺术语言，展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征，以独树一帜的视觉形象，为古往今来的文治教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何以安身、为谁立命的社会理想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自混沌初开、乾坤始基，到生命源起、万物生长，至人类诞生，果腹温体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考验。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取食，如何实现取食的可持续性，成为早期人类的生存挑战。南方史诗中，多有违反某种禁忌遭致天神发怒，并洪水灭世的叙述，诸如元人类时代，因饕餮盛宴，浪费粮食，人类遭到天神惩罚，唯有懂得珍惜感恩的人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事实上，以采集狩猎为生的先民，取食艰辛繁复，长期供不应求，直至农耕与畜牧的创造，方才实现了自主扩大种植和养殖数量的愿景，农耕畜牧因此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人民吃饱穿暖便可“安身”，反之则必“失本”，在人人皆可安身的社会里，生存权利与尊严维护才可得到满足。 教之于理、化之于情的道德观念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讲，教化是个体通过异化而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罗蒂强调了“教化”的另一重含义，他认为“教化的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可以说是一种“教化哲学”，内涵则是黑格尔和罗蒂两种教化观念的结合。儒家的教化，旨在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实现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础。它要在人的实有之内在转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实”，由此达到德化天下、天人合一。许慎将“教”解释为上所行而下所效，即指在上者之感化力，受教化者的个人主体是被动的。“化”含有改变的意义，“教”要通过教育感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实现人的内在转化。从根本上说，教化是以理性来处理事，教之表现于外，化之活动于内。 孔子的“心安”之为仁的理念，将儒家最高德性与心灵感觉联系起来，孟子的“四端”之说则更突出地反映了将人的道德情感作为道德的发源起端。表面上看，似乎情与理相反，其实，它们都弥漫着思想的活动，蕴藏着理智的成分。情与理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一方面，情要向自觉化、理性化靠拢；另一方面，理又必须依靠情转化成力量，离开情，则理必将陷于空疏枯燥，永不会成为现实的力量。教化不只是逻辑推论，还是情绪状态，也就是说道德教化是一个非逻辑、非对象化的过程，是感应、感染和传递的过程。教化过程，牵涉到自我和他者之间、我与你之间的对应性的或对话性的行为交往过程。此外，教化还具有“亲身性”的体验。教化一定要身临其境，才会有感化。这种亲身介入，虽然并不必然要求自我主体的当下事实在场，但至少要求人们设想自己当下在场，要有自身的觉悟和自得。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选择“科学”作为他在法兰西学院最后一年专题讲座的主题，正如他所推崇的胡塞尔一样。胡塞尔最后的重要著述关注“科学的危机”，认为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科学的科学性，即为自己提出的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布尔迪厄则认为，今天的科学世界面临着倒退的威胁，科学在面对经济、政治与宗教势力时，自主性大大削弱了。如果科学不能摆脱经济利益与传媒的双重诱惑，科学将会遭受外部批评和内部诽谤的双重夹击。 就历史而言，几乎在每一个时代，人们都在感叹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并将这一状况归咎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种种恶性事件，人们在谴责具体作恶者的同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抱以担忧。在担忧之余，人们不禁会问：人为什么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对于这一问题，有种种不同的回答，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照此思路，要改善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鼓励乃至动员更多的人加入某一宗教，似乎就将是一条必经之路。对此，许多学者包括伦理学家明确表示反对。例如，我国学者程炼在《伦理学导论》一书中认为：“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看，不信神的人们跟信徒们相比，并不缺少道德感，在道德实践上并不逊一筹，缺少宗教信仰的人并不必然缺少道德信念，因此，道德跟宗教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人们经常说上帝是最高的善，但对于这一说法，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是上帝规定了最高的善，还是上帝合乎最高的善之规定？也就是说，在上帝和最高的善之间，存在一个逻辑上何者优先的问题。在正统的理解中，最高的善是由上帝规定的，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但在康德那里，他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中，康德写道：“关于作为最高的善的上帝，我们从哪里得到他的概念呢？惟有从理性先天地关于道德的完善性所制订的、且与一个自由的意志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那个理念中。”简而言之，作为最高的善的上帝的概念，只能出自理性先天规定的理念中。在这样的理解中，实践理性所规定的最高的善，在逻辑上就优先于上帝的概念。康德指出，在关于上帝概念的理解中，只有纯粹道德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写道：“一种仅仅按照纯粹道德的法则来规定的上帝的意志的概念，使我们如同只能设想一个神一样，也只能设想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就是纯粹道德的。”在这里，康德的意思很清楚，正如真正的神是唯一的一样，真正的宗教也只有一种，即纯粹道德的宗教；在纯粹道德的宗教中，上帝的概念是由纯粹道德的法则来规定的。真正的宗教是纯粹道德的宗教，而纯粹道德的基本原则是由理性规定的。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宗教是在理性的限度之内的。也就是说，是我们的理智可以理解的。与此相反，一种狂热的宗教妄想因其完全悖理，就只能是一种伪宗教。康德就此写道：“狂热的宗教妄想是理性在道德上的死亡，而没有理性就根本不可能有宗教。”“宗教”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形成，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基于自己的基督教背景，在西方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下分析中国社会，以“最高的神”为出发点来考察儒释道三教，对整个中国的宗教状况作出了如下判断：中国人所信奉的是“异教”，儒释道三教几乎包括了中国人的全部“迷信”。这种宗教观念影响了早期的西方汉学家和一些近现代中国学者，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宗教论”的宗教观。中国早期的理论术语和学科体系，都是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下，按照近代西方的学科体系及学术研究范式构建的。这个时期，西方知识和学科体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审视自身文化传统的尺度和标准。汉语学术中的“宗教文化论”始于赵朴初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问题的思考，他从“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视角出发，阐明“佛教是文化”，并一般性地强调了中国宗教所彰显的文化性。近几年，中国的宗教学者丰富和发展了该理论。其中，牟钟鉴对宗教文化论的形成过程、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等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对宗教文化论的主要内涵进行了概括。学者们指出，宗教学者和文化学者在研究“宗教文化论”时，需要从宗教与文化的根本性质入手，应以文化去说明宗教，而不应以宗教来说明文化。正如吕大吉所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有大不相同于西方的特殊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于，以儒家伦理为准则而不是宗教信仰；儒家宗法伦理思想乃是中国文化的主根或核心； 我们在关注传统的宗法伦理性宗教、道教、佛教和其他宗教的文化影响的同时，更应把轴心时代以孔子儒家为主体的诸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中心，由此来研究中国各种宗教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以及诸种宗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张志刚也指出，在研讨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时，我们理应借鉴国际学术界晚近萌发的“整体性的宗教—文化观”，同时扎根中华文明土壤，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创建“中国化的宗教—文化观”。网络化已经汇成了一条流速不断加快的时代洪流，大部分社会成员已经不同程度地进入了这条洪流。《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显示，2020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约为45.4亿，普及率达59%，美国互联网普及率则达81.3%。然而，尽管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70%—80%的水平，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互联网发展是极为不平衡的。2020年全球仍有30多亿人口没有进入互联网，而且已经成为网民的40多亿人互联网的进入程度和利用方式也是大不相同的。进入与不进入互联网，以及进入互联网的深浅程度和利用方式，都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社会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