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谬论”是，“五四”时推崇的拯救中国、拯救世界的两位“先生”都已误入歧途：“德先生”演变成“民粹主义”，大众乃至知识阶层堕落成“为利来”又“为利往”、“有恒产”而“无恒心”的一群；“赛先生”最尖端者用于军事，制造的威力无穷的武器足以将人类毁灭无数次，普通者用于日常生活，激发了民众永不满足的消费欲从而形成消费主义。据报道，2018年中国人在境外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总额的三分之一；又据预测，到2025年，全球奢侈品消费的增幅有65%来自中国。所以，我认为今天最需要的是“修先生”（humanism）——人文来修正。王先生生于20世纪，但他总说“我是19世纪之子”。19世纪的特征之一，就是人文学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人文学科是比自然科学更为高级的知识形式。正是这一点，在20世纪来了一个乾坤翻转，科学不仅支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在拥有知识权威的同时还兼具了道德权威。1959年，斯诺（C.P.Snow）把科学与人文划分为“两种文化”并写出了其同名著作，其中傲慢地判定人文学科是一种缺乏严密性的智力事业。而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也成为“科学大战”的十年，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展开了公开论战。另一方面，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文化的衰落，表现为人文精神的衰落已是普遍现象，王先生晚年对此忧心忡忡，他很认同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的绝笔《中国与当今的千禧年主义》中的意见，感叹“这个世界不再迷人”。梁漱溟在晚年口述中尽管自称是一个“乐天派”，但也还是禁不住要问：“这个世界会好吗？”雅克•巴尔赞（JacquesBarzun）用50年时间准备，85岁开始撰写，93岁出版的《从黎明到衰落》，揭示的也是西方自1500年至今文化衰落的趋势。20世纪初以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人们的历史观大多变成了“线性的”，历史仿佛是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不由自主地向前奔驰。而我现在却越来越倾向于“螺旋式循环”的历史观念，并且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只要我们不放弃自身的努力，人文学就有可能再次成为一种更为优越的知识形式。不止于此，中国的人文学者也应努力作出世界性的贡献。正如彼得•沃森（PeterWatson）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中文版序”中所说：“只有当中国像西方的伟大文明曾经成就的那样，在统辖人生重要的问题方面——比如今天我们该如何一同生活在这个人与人截然不同的世界？——换言之，在法律、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以及人文学科领域提出举足轻重的新思想，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色。”
树立多极共治的政治伦理观、互利共赢的经济伦理观、多元共存的文化伦理观、风险共担的责任伦理观，逐步迈向王道政治的坦途。 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 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垄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给帝国主义下了科学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因此，他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意志帝国带有典型的民族沙文主义性质。
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 二战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使得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类脑计算等技术，通过对世界万物的数字化，让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碎片化的扁平世界，传统帝国追求的统一有序的技术世界逐步被消解，后现代主义力求解构一切的目标，正在由遥不可及的理想变为历历在目的现实。特别是大数据和云计算通过海量的数字信息，来寻找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性，正在改变着人们习惯性的探究因果关系的思维模式，使得帝国时代追求的理性主义的全球性宏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设想被缓慢消解。因为大数据、云计算是通过对数字整体性、多样性的分析，实现个性化、精准化的追求，借助数据的快速流通完成平等化、网络化的目标要求，实现了后现代主义瓦解高度系统化、中心化、威权化的世界构想，强调通过多中心之间的“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来实现彼此的和平共处与和谐共存。可见，新型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也在破坏着传统帝国思维所希冀建构的旧有世界秩序，重新塑造着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多极共治的崭新世界秩序。 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的出现，不仅给人类带来一束迷人的曙光，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运转的总体格局，但由于斯大林高度专制化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斯拉夫民族沙文主义思维方式窒息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最终以苏共倒台、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而告终。
恰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言：“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一个国家在地球村中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将取决于这个国家对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国际争端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多少合理化建议，这个国家面对人类遇到的共同难题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国际倡议，这个国家在人类遇到的各种突发灾难面前贡献了多少应尽的力量。要完成上述霸道逻辑向王道逻辑的根本性转变，就必须改变看待各种复杂性世界问题的视角与方法，真正终结“文明冲突论”“利益脱钩论”“赢者通吃论”“唯我独尊论”“潜在敌人论”“修昔底德陷阱论”等各种帝国思维的陈旧执念，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利益交集论”“优势互补论”“合作共赢论”“相互尊重论”“共创未来论”等现代人类应有的全球性价值理念。唯有完成上述人类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才能充满希望。
莲池大师:人不宜食众生肉 文/莲池大师 日净法师译 经言靴裘①等物皆不应着，以其日与诸畜相亲近也。夫此特着之身外，况食肉则入于身内乎！今人以犬豕牛羊鹅鸭鱼鳖为食，终世不觉其非，何也？夫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以归于脾，其渣滓败液出大小肠，而华腴乃滋培脏腑，增长肌肉。积而久之，举身皆犬豕牛羊鹅鸭鱼鳖之身也。父母所生之身，现生即异类矣，来生云乎哉。夫五谷为养，五菜为充，五果为助，内经②语也。人之所食也亦既足矣，而奚以肉食为？既名曰人，不宜食肉。 译文： 佛经上说：凡皮靴皮衣等皮制物皆不应著用。因为若著用皮制的衣物，等于每天与诸畜类相亲近。兽皮制品只是用在身外，尚且不可；何况吃畜生的肉，是等于移畜类进入身内。现今的人一生都欢喜以狗猪牛羊鹅鸭鱼鳖等为食，从来不觉得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凡饮食进入胃中，经过胃的初步消化，又由脾再进一步消化并吸收其营养成分，所剩的渣滓和无用液体则下移大小肠，最后排出体外。由脾吸收的水谷精华一部分供滋培脏腑的需要，一部分通过经脉运送至全身而增长肌肉。这样，如果是长期吃肉的人，全身就都成为狗猪牛羊鹅鸭鱼鳖的混合体了。父母所生的身体，现生便成为异类，来生就更不用说了。“五谷为养，五菜为充，五果为助。”这是《黄帝内经》中说的。人类有这么多食物，已够充足了，何必还要以肉为食呢？况且“人者，仁也。”既然是人，就应当怀有恻隐仁爱之心，不应该吃众生肉。
调心，可分为四个层次：收心、摄心、安心、无心。收心，是练习舍过去境与未来境，只缘现在境；摄心则将现前境缩小，进一步舍杂念、妄想、昏昧；安心，是将心念安放在方法上，不受身、心、环境各种障碍影响；无心即是心无罣礙，超越一切对立与分别。
空中“蜂群”、水中“鱼群”、陆上“狼群”等无人作战集群在战场上大量涌现，可能会极大改变战争的游戏规则，甚至具备了“核威力”的作战效能。
恩格斯有个著名论断：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而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即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违反指挥官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及变革。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先后经历了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信息化等战争形态。
城市作为区域政治、经济及文化活动的中心，人口密集、产业关联度高、价值高度集中。截至2019年末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60.60%，这使城市面临的风险愈加突出，也使城市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作为一种创新的新闻信息传播形态，以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呈现为基础的数据新闻被各大媒体所青睐，尤其是在2012年之后，国内数据新闻实践日渐推广，引起了新闻传播学界的持续关注。 在5G浪潮推进下，全球迎来万物皆终端、万物皆媒介的时代。 无论是文字、图片或是视频，碎片化已成为当前不可逆转的媒介特征。从短消息到短视频，人们的阅读、交流、思维习惯不断趋于碎片化，虽然碎片化的信息快捷高效，但无形中大大削弱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完整性、系统性，降低了对于信息的批判意识。 在媒体融合的趋势下，新闻专业技能仅停留于采、写、编、评是远远不够的，还应重视传媒技术、新媒体内容生产与运营、新营销模式等能力的培养，以适应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的环境变化。 注重博雅教育，储备广泛的人文社科知识，博览群书，做到融会贯通。 崇尚科学精神，不投机取巧，不偷工减料，研究不抄近道、不走捷径，形成的研究观点严格以事实为依据，经得起推敲与检验。 智库是思想理论的容器，是理论话语的策源地和发散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智库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思想理论水平。 智库建设要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是智库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发展任务越重就越需要智库的支持。如果说国家战略需要是“船”，政策导向是“帆”，那么智库资源就是“压舱石”。因此，智库产品的供给应以国家需求为目标，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让智库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满足新时代中国不断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战略需求。而且，在智库建设过程中，既要有战略考量，又要有战术考虑，兼顾政策性导向，处理好在发展中面临的复杂性问题，做好智库的战略规划、课题研究和价值传播。同时，要注意借鉴国际社会在智库建设方面的有益做法，根据世界媒体的发展趋势，做好全媒体时代的智库建设与战略传播，切实赢得在国际智库领域的话语权。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世界各国近百年的公共治理实践告诉我们，“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可以同时出现的，“政府”与“市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相互排斥关系。 2020年是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立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我们要谨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继续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前进。我们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一定能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朱熹提醒注意诗歌的两重性特点，文字意义是一重，超越文字意义以外的意思好处是一重。 金圣叹也始终关注着心与手是否同步，他列举了三种，实际上还有一种隐见于字面之外，即“心之所至，手不至焉”之“凡境”；而在凡境、圣境、神境、化境的一层层螺旋式上升中到达化境，但化境虽高，也不能离开其他数境的铺垫，否则就是无所傍依的空中楼阁。 古代文学、文化的分析性思维还与西方形成差异对照。钱穆指出：“中国思想之主要议题，即在探讨道理……中华民族，乃一极端重视道理之民族。”以东汉以上魏晋以下分界，“大体言之，中国古代思想重视道，中国后代思想则重视理。”而古代的“道”“理”都落实在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蹈空。古人视世界为连续互动的物质所构成，因此他们往往关注整体场域的复杂性，习惯对事物及其环境做整体的分析考量。相对地，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更倾向追究事物背后的本质。欧洲近代更把这种科学—哲学推到极致，一是“究虚理”，以伽利略为代表，形成一种系统理性科学的观念，一是“求自识”，以笛卡尔为代表，追求唯一的、具有最高与绝对确然性的原则，并以此解释所有其他的东西。因此，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眼观四面”、把对象置于关系脉络与情境场景之中一起思考的“广角镜”(wide-anglelens)视域，而非“直盯目标”、寻找本质属性和原因根据的“隧道式视域”(tunnelvision)。这种差异也在文学批评的很多方面表现出来。 化用《维摩诘经》中“是身如幻”、“是身如梦”、“是身如电”、“是身如风”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人生短暂，世事无常，一切都像风电一样飘忽而过。 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点，倡导天下人皆如同自己的同胞，要尊高年、慈孤弱、博爱众人、广施爱心；天下万事万物与天下之人一样平等地生活在世界中，不能有尊卑贵贱之别，更不可存远近差异之心。当人们都达到了“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也就实现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使命。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概念，厘清西周德论系统及其形成则是解决殷周之变中神道和人道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钥匙。“德”的本义是“得”，在西周时期特指得自天的“命”，由此引申出七个义项。其中，以人伦之德为主干的外在之德和以人性之德为主干的内在之德直接源自作为至上神的天，它们通过心的作用落实为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 天有六义，包括天空之天、天帝之天、本根之天、本体之天、自然之天和命运之天。其中，天空之天作为“天”的本义早已存在，是一个自然概念。天帝之天则是引申义，为宗教概念。这是天的两个基本义项。自然之天可溯源于天空之天，而本根之天、本体之天和命运之天都是对天帝之天的进一步引申。如此看来，天之六义在殷周之际都已经形成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天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是在殷周之际确立的。 不管外在之德还是内在之德，都是自在的、客观的，若非“克天德”，其对提升和改善人的现实生活来说，就毫无意义，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那么，怎么样才能“克天德”呢？唯一的途径是借助心的作用、心的力量！ 由外在之德、人伦之德、内在之德、人性之德、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构成的西周德论系统已经隐然浮现。以心为界，此七德又可大致分为两类，心之上的外在之德、人伦之德、内在之德、人性之德为一类，具有客观、潜在、超验等特征，可谓之潜德；心之下的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为另一类，具有主观、显在、经验等特征，可谓之显德。 这套德论系统犹如滔滔巨流，浇灌着三千年前思想王国的沃土。外在之德和内在之德像分别通过外在之命和内在之命发源于上天的两个水系，而人伦之德与人性之德则分别是这两个水系的干流，经过心的作用，这两个水系重新汇合到一起，形成由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构成的宽阔河道。在这条巨流中，天是源头，分别以人伦之德、人性之德为干流的外在之德和内在之德两个水系为上游，行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构成了下游的三个河段，而介于上下游之间的心，犹如一个水利枢纽，将诸潜德转换、实现为诸显德。 用一对先秦时期固有概念即“神道”和“人道”来分别代替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语境中的“宗教”和“人文”。 神道观、天道观和人道观都是借助于对世界不同面向的认识以满足人的不同存在形式的需求而形成的。人的存在可以分为生物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三个自下而上的层面。大致地说，天道观产生于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主要满足的是生物生命的需求，《尚书》等典籍所记载的天文历法知识和《周易》中的阴阳观念和八卦思想等就是其具体成果；人道观产生于对人和社会现象的认识，主要满足的是社会生命的需求，各种人伦道德观念和社会政治观念等就是其结晶；而神道观则始于对未知世界和不可验证世界的推测与幻想，主要满足的是精神生命的需求，各种早期宗教就是其体现。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在文明形成的初期，宗教居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因此殷周以前可谓之神道时代。 殷周之际，中华文明就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貌，并走向和世界其他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对诸如中国哲学的建立等中国早期文明史中的问题，亟须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站在中华文明自身的立场上，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审视。 中国的轴心时代始于殷周之际，迄于周秦之际，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新的高潮而已。这意味着人类轴心时代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并非始于公元前800年。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一是“大同”思想。中国人自古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历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精神境界，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的济世情怀。二是“义利”观念。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义利之辨，倡导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甚至必要时舍利取义，正所谓“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三是“仁爱”精神。中国文化弘扬“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克己慎行，也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推己及人。穷时要以独善其身为人格底线，达时要有兼济天下的理想情怀。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西藏党员、干部要发扬“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在工作中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增强能力、锤炼作风。“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是进藏的人民军队和党的干部同西藏各族人民一起在西藏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在西藏的继承和发展，如今，它不仅是西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和智慧的结晶与传承。“老西藏精神”既属于历史，也立足于当代，更展望于未来。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教材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老西藏精神”在新时代受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灌溉，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与活力。当前，我们要继续弘扬“老西藏精神”，从中汲取奋发前进的精神营养和智慧力量，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20210131[集句]鹧鸪天《云烟人家》青鸟传来云外信，山上层层桃李花。丁香不结雨中愁，云间烟火是人家。【敬请指导】鱼象鱼私人会所https://user.qzone.qq.com/3321846717/infocenter勿贪世间文字诗词而碍正法。【石门集】每日一诗：[集句][隐括][化用][套数][用典][原创]幸甚至哉，诗以兴怀。赋以咏志，颂新时代。
2020年春季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无疑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添了新内容。它可能是继古巴导弹危机、中东石油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又一次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国际危机，有人甚至将这六次危机叠加研究，提出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触发人类“大危机”的说法，并指出大危机将进一步强化人类的整体性意识、整体性责任和共同命运感，警醒国际社会从更广更深的角度思考优化国际政治运作方式，重建国际政治伦理、创新国际关系理论。
邓恩铭通过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率先探索践行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强党、组织上兴党、工作上为党、作风上管党、纪律上治党，对在建党百年之际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新征程中，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深远影响和现实意义。
中国的礼乐文化起源于早期的敬天祀神仪式。在传说中，周公制礼作乐，从此中国人开始建立文明，自觉培植品德、理性的力量。两千多年来，随着社会日趋世俗化，传统的礼文化经历了因时变迁的过程。 中国礼文化涵盖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家庭教育及国家制度等方方面面，奠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文质彬彬、怀柔天下、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礼文化还辐射影响到周边国家，推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古代礼乐是社会必要的统治体系和工具，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调节人际关系的手段，是规定人们义务和责任的准则，有其社会客观性。古代礼文化在长期演变过程中，不断强化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西周礼乐制度和教化德治传统是儒家直接的思想资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儒家是在保存礼教、完善礼教、发明礼义的过程中创始的。 中国礼文化的形成脉络清晰、完整有序，不仅成为中华儿女品德言行的重要指导，也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从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礼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废除，烦琐的部分需要优化，只有适应当代社会需要的优秀礼仪才能得以传承。要通过增强礼文化的吸引力，让人们自觉自愿地学习和传播礼文化，建构一种继承中国礼文化优秀传统和优质基因、融入当代礼仪和国际礼仪、符合各种社会规范和时代潮流的新型礼文化。 历代的礼仪形式都包含着因时制宜的因素，但其价值诉求则是一贯的，即人类要有敬畏心，要有准则、守规矩。
岁序更迭，新年已届。春气奋发，万物遽只。中华民族振奋精神步入“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启中兴之宏图，当太平之昌历”。距离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又更近了一步。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普遍陷入严重危机。然而，纵有风急浪高，“中华民族复兴号”这艘“战舰”因为有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有力的领航掌舵，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十三五”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大考之年”，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过去一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海观潮”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时代同发展、与人民齐奋进，紧扣世情、国情、民情，始终把研究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选题策划方向，展现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最新理论成果。 未来，我们仍然倡导“把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用理论提炼中国经验”。从历史的眼光、时代的观照、国际的视野推进理论创新，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理论成果，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由唐入宋，儒家与佛、道二教的关系也由相互排斥走向了相互融合，“排佛老”失去了时代意义。韩愈“排佛老”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特别是佛教的东传引发了思想领域激烈的冲突，也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变化，矛盾达到顶峰时曾发生过由最高统治者发动的多次“灭佛”事件。但是随着宋朝建立，佛教已经完成了本土化进程，不再与儒学相龃龉，三教之间维持了长期稳定的平衡。更甚者，宋儒反倒吸纳佛、道二教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资源，融入新儒学体系的建构中，“排佛老”一变而为“融佛老”，韩愈之说遂无从谈起。 北宋张载开创的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的，以孔孟为法”（冯从吾《关学编》），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流派，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
“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一门“既不强调心灵也不强调身体，而是强调人的精神的心理学”，将人的主体性从根本上弘扬到一个新的高度。它强调人完整而真实的内在自我，注重研究健康人及其内在意识经验和本质价值，致力于探究人的内在本性、情感体验、潜能实现、创造能力、自由选择、动机需要及自发行为。它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基于自身的天性优势而非他人的期望，决定自己将做什么或成为什么，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马斯洛认为，每个健康的人都具有自发地追求自我实现的内在倾向、需求或潜能，总是力求变成他应该成为的样子。罗杰斯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我实现的先天动机，有能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充分起作用的人，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自我。 从本体论层次看，心理学与世界息息相关。在梅洛－庞蒂看来，世界是类似“诺亚方舟”的大地，天然地与身体交织在一起。对于心理学来说，人并非孤立的个体，处于世界面前；恰恰相反，人已经通过身体，置身于大地的怀抱中。身体是能动且感性的，在人的身体活动中，不断有丰富的感性面貌展现出来，就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所描绘的一样。由此来看，心理不仅仅是对物理世界的观念性认知，它还是人投身世界的实践体验。正如阿多提倡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心理学其实是人的修身实践之学。这并非心理学的新可能，它仅是心理学朝向生存土壤、朝向故乡的回归。 通过衣食住行，人得以投身当下的土壤。对于心理学来说，日常生活并非截然日复一日，空洞乏味。它通过衣食住行，让人得以安放身心，从而展现出大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面貌。 人文并非类似空中楼阁的理念。它有万千法门，在上述文学、艺术、宗教等人文领域中，在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中，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每一种途径都是一种转化技艺。它并非单纯的技术，通过预先设置的心理学概念，把人放置在问题解决的功利框架中。它提供温暖的氛围，在感受层面触动当事人，让人返身而诚。它通过具体的器物，让人发现世界的幽微，从而安放身心，回归大地的怀抱。在这样的路途中，人日益沉静地体味到当下所发生的一切，越来越柔和地与自身和他人相处。置身于世界的怀抱，另有一方天地，磊落光明，虚怀若谷。又如山中湖泊，幽深浩瀚，湖面如镜，不将不迎，包容万物。要而言之，在人文返乡中，心理学能够恢复世界之高远与人之温良，从而薪火相传，人文以化育天下。 无论外界的状况如何，内在的生命都无限宽广，不受任何限制，不管遭遇什么，别忘记向内寻找答案。 心理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强化不同学科研究范式的有机结合，构建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式研究新范式，是深化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生态文明及地理书写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谋而合。心系苍生大地，满载人文情怀，是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的时代使命。 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河流的孕育，比如幼发拉底河之于两河文明、尼罗河之于埃及文明、恒河之于印度文明、黄河之于华夏文明等。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从传播和接受两个层面讲述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活动之间的差异。传播方面，文字可以跨越时空，而传统的口头演述发生在同一时空中。书写文学通过文字以抄本、印本的方式传播，一旦作者定稿就不可更改，具有封闭性；民间演述通过声音传播，演述现场的受众反应等会直接影响演述人。当然也有以记音、誊写的方式形成介质的转化及传通，但一般而言，在演述场域中，演述人和受众形成一个开放体系。接受方面，书写属于编码，阅读属于解码，要求读者识字，就让阅读有了门槛和限制；而民间文学没有这种门槛，因为语言是自然习得的，演述对所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受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