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即冷板凳、冷猪肉的简称。范文澜倡导学人做学问要有“二冷”精神。他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是坐冷板凳，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认真读书搞研究，埋头苦干，坚持不懈。二是吃冷猪肉（古代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可入孔庙配享祭祀），就是告诫大家不要急于求成，要做长期的努力，最终你的成绩会被社会承认。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作为万物之源，“道”是最高本原、本体，道教文化和茶文化的融通，实际上植根于古人对天、地、人“三才”皆归一于“道”的宇宙生生观的普遍认同。道教将人体看作由形（躯体结构）、气（生命结构）、神（心理结构）三个层次组成的开放系统，因此其养生方术也从形、气、神三个层次入手，如按摩、武术等炼形，胎息、内视、存思、守一等炼神。
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展了戊戌变法；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展了辛亥革命，并最终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欲图长久千年计，须向沙泥万丈埋。
阳火太阳之光，不因春夏秋冬而论强弱，只可分昼夜而论生息，昼生人要行健自强不息，夜生人须恬静至诚无息，合则得体得用，离为失体无用。
昼喜发强刚毅，夜喜静息宁诸。
红霞晚照，虽荣不久，人之光景，亦是恍忽。——《格物至言》
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既表达了少年马克思卓越超群的抱负，又说明他对现实的社会环境抱有冷静客观的态度。他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P1）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历史研究》始终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贯穿于办刊全过程。在史学界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朵金花”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接连刊发多篇重头文章，为奠定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从人类有限立场看的自然。我们决不可以把这有限的、特定的立场强加给自在自然，决不可以把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等同起来。
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的不同在于人及其主体力量的重新发现。人神关系颠倒，人之尊严、价值、权利、利益和世俗幸福等得到肯定，成为启蒙人道理想及其道德筹划的目标，被德国观念论和马克思共同继承。“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启蒙意味着理性自主和理性自由，是用理性去认识和建构人间秩序，“理性”取代“上帝”成为现代世界的最终根据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法庭，其地位是借由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和牛顿自然科学得以确立和巩固的。笛卡尔“我思”原则的确立，为自然科学发展排除了神学干扰，也确立了现代人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隐含着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根源。
道德、价值被排除于科学之外，机械世界观使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国家和社会沦为“权力的场域”和“利益争夺的战场”，带来了精神文化生活的物化或虚无化，出现信念缺失、精神虚无、自由失落、人性迷失等现代性道德问题。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是现当代道德哲学的共同志向和基本任务。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出，真正的人类历史是由人类愈来愈丰富的交往活动和实践活动创造的，历史的根基在人的生产实践、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活动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不断以多样性的方式，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不会以某种所谓的“理想状态”而终结，“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真正的历史是开放的，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通过劳动不断得到满足，同时又不断生产和发展新的需要的过程。换言之，历史不是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抽象的外在实体，而是人类不断与外界自然互动和人类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劳动就是人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历史内容，“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资本主义大工业带来了人类物质财富和历史发展的巨大进展，但也将人类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普遍异化之中。无产阶级作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迫，现实中天然被排除在外的“革命化”的力量，出于自身解放的需要，将通过自身的阶级行动和历史活动建立一种“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开始，人类将扬弃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和基督教信仰认知的历史意识，不再局限在意识形态的隔阂中，构建出以人类解放为普遍目的的历史科学。对马克思来说，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宗教式的彼岸世界，只有从现存的社会力量和人的自为活动中实现的人类历史。真实的历史活动本身就是现实的，是人类实现自身需求和创造各种未来可能性的过程，其自身就蕴含着对私有财产否定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
近代中国陷于落后愚昧状态和被动挨打境地，与晚清王朝的封闭保守、不思进取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写的《时评。1850年1—2月》中，就把中国称作“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就它的落后性来说，甚至是“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在1857年写的《波斯和中国》中，恩格斯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作“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在1862年写的《中国记事》中，马克思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马克思甚至还把中国比作是“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1页）。看到这些评价，我们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撼。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党其实一直在栉风沐雨中前行，先后遇到过大革命失败的风险、反“围剿”失败的风险、中华民族被侵略的风险、抗战后内战爆发的风险、三年困难时期的风险、“文化大革命”的风险。改革开放后，又遇到过西方国家的制裁，苏东剧变的冲击，国内的政治风波，经济生活的困难，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暴，洪水、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等等。
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只要理解了一国的地理，就能判断出一国的外交政策”。
2020年春季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无疑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添了新内容。它可能是继古巴导弹危机、中东石油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又一次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国际危机，有人甚至将这六次危机叠加研究，提出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触发人类“大危机”的说法，并指出大危机将进一步强化人类的整体性意识、整体性责任和共同命运感，警醒国际社会从更广更深的角度思考优化国际政治运作方式，重建国际政治伦理、创新国际关系理论。
邓恩铭通过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率先探索践行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强党、组织上兴党、工作上为党、作风上管党、纪律上治党，对在建党百年之际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新征程中，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深远影响和现实意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为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伟大历史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化危机、应变局、开新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总结百年建党经验，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党的建设的“中国故事”，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国学者最有底气和自信。破解百年大党兴旺发达的基因和密码，构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站在“两个大局”时代背景下，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积极回答党建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以高质量党建研究成果为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决策服务，充分运用百年建党经验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