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前人所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最后，希腊哲学最重要的时期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因为正是他给予哲学精神和所有思辨的头脑以一个崭新的实践方向。”“在苏格拉底的学生中间，柏拉图较多地研究了他的实践学说。而在柏拉图的学生中间，则是又以提高思辨哲学的亚里士多德最为著名。”(康德，第26-28页)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既有明确的师承和阐释的关系，又有明显的超越和创新的发展。这种创造与阐释的变奏，在后来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直到马克思哲学创立的演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阐释和创造的“变奏”首先启示我们，需要准确认识二者各自的意义。缺失了阐释，哲学开不出花；停留于阐释，哲学结不出果。阐释能够丰富和推进经典文本的理解，启迪创造性的思考。高水准的阐释从来都不是仅仅停留于对前人思想的梳理与介绍，而是力图融入自己的心得与发现，期待有所丰富、有所创新、有所推进。史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自己标榜“述而不作”，但他对《周易》的阐释具有创造性，对历史和诗歌的整理也包含创新。此外，《墨解》之于《墨经》，韩非子的《解老》与《喻老》之于《老子》等等，也都具有创新和推进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创造能够超越前人，根本性地变革经典，创生新的经典。人类哲学史上各种经典的“范本”，都是通过创造性的努力生成的。甚至那些阐释性经典，也带有创造的成分，或者说亦由创造性活动建构而成。中国古代大量的“注疏”“正义”，无不凝结着诠释者的思想智慧。一般而言，阐释形成哲学研究的基石和底层，创造构成哲学研究的高层。如果说哲学的阐释是根系和主干，那么，哲学的创造就是花朵和果实。
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基础。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解《易》著作《易传》系统阐发了百家共识的天人合一观，既是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归宿，也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形成的思想基础。“天道观”是自然化与人文化的体现，这种“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精神将“人性”与“物理”分途而治。此外，“生成论”“感应论”“循环论”等宇宙观，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性基础。 秦汉时期，古代科技经历了一次大发展。在科学方面，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思想影响下，以阴阳五行学说和气论为哲学基础，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五大学科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在技术方面，诸多生产技术已趋于成熟，如造纸术、指南车、手摇纺车、织布机、钻井机设备、浑天仪和地动仪等多项重大技术的发明以及长城等巨大工程的修建，为后世的技术发展开拓了道路。 南北朝时期，魏晋玄学思想运动催生了古代科技的第一次发展高峰。祖冲之计算圆周率值到七位小数。郦道元的《水经注》以水道为纲综合描述地理。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标志着古代农学体系的形成。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开辟了本草学的新理论体系。 北宋时期，新儒学的理性精神把中国古代科技推向顶峰。沈括的《梦溪笔谈》总结了北宋及以前各门科学技术的成就。曾公亮和丁度编撰的《武经总要》记载了三种火药配方、各种火器的制造方法以及水罗盘指南鱼的制造方法。贾宪的《黄帝九章算经细草》创立了“增乘开方法”和二项式定理系数表。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描述了他与韩公廉等人创建的水运仪象台。李诫的《营造法式》反映了当时中国建筑业的科技水平和管理经验。 明朝晚期，在实学功利思想影响下展现了古代科技的又一道光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对药物学和医学作出重大贡献，还对博物学和植物学的分类作出了贡献。朱载育的《律学新说》用数学解决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问题。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对农政和农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系统记述了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取得的技术成就以及各类生产过程和工艺。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对我国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貌的结构和特征进行了首次记载。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并列为第七大生产要素，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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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人类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实践，从制度理性视角看，就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理性化过程。制度理性化在不同国家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实践和制度表现。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创造出制度理性化的全新实践形式，它具体表现为权威化、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系统化、特色化和效能化七个方面；而我们独具的历史——社会——文化逻辑决定了我国制度理性化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路径，它们构成了颇具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国方案。
“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②，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社会财富就在资本的聚变和裂变中快速增长，犹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多。此种增长是如此之快，竟然“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格劳秀斯困境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的最后三十年生活在席卷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最惨烈的全面战争之一，经过这场残酷的战争，各国才意识到“主权”的重要性，开始有意识的确定各个国家在边界上的界限，在权利上的界限，学习防止残酷大战再次爆发的新国际社会规范。 时代造就人，格劳秀斯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国际规范的相关理论。他的理论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国内秩序的构建，即主权原则；第二步则是在形成各国秩序的基础上，通过规范把各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联结起来，促进和平。 对于第一步，格劳秀斯同时继承了西方文明的雅典传统和耶路撒冷传统，即对古希腊的理性和基督教信仰加以融贯，以自然法为理论中心。在这一点上格劳秀斯和阿奎那十分相似，但是不同之处在于，阿奎那更多是通过基督教信仰，特别是十诫来论证自然法，而格劳秀斯则认为“就算上帝不关心人类”，自然法也同样会形成，同样会有效，格劳秀斯还指出：就算上帝也不能让2*2不等于4。因此，格劳秀斯认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拥有理性，因此得以在社会中形成一系列规范，即自然法。 通过理性形成的自然法理论，格劳秀斯认为人们通过理性建立起来一个具有强制力的合法政府，这就是国家。国家确立法律的力量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如此，格劳秀斯就通过理性这个不可还原的概念完成了对第一步——国内秩序的构建。 对于第二步，即从国家到国际规范。人们通过共有的理性建立起来了自己的国家，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放大了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国家通过理性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规范也将对国际社会成员具有约束力。 但是，对于自然法的普遍性与相对性的问题，则在从国家到国际规范过程中造成了困难。在一个社会中自然法是普遍的，只要社会成员仍处于社会的影响下，则具有普遍的规范认同，比如不可杀人，偷盗，个人有权拥有财产，不可限制他人自由等。但是不同社会之间的自然法存在差异。十分落后的社会可能确实没有财产私有的观念，甚至对于无限自卫也不加以约束。这样的话，国际社会的共同规范就难以像国内社会那样在较小阻力下形成。 这一现象是普遍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道路和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对于人权、环境等问题也很不一样。发达国家是从发达国家的国内规范推演应有的国际规范的，而那样的国际规范必然无法与其他相当落后地区的社会规范重合。格劳秀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具有强制性质的——既然国内社会人们通过理性建立了政府，那么加入国际社会的国家也必须接受国际社会的规范。 问题已经昭然若揭：这个规范是谁带来的？在当前这种国家间差距巨大的国际现实下，这种规范实际上只有可能是体系中的主导国家带来的，那如果是这样，是否还存在一种由国家理性所共同形成、演化而成的国际规范，就十分令人怀疑了。一旦没有理性的参加，这种国际规范的形成就和国内规范的形成截然不同。 这带来了一个休谟式的隐藏的回答：所谓共同理性达成的契约并未存在过。无论马里亚那多么令人信服的指出，契约论就算不存在也必须实现，至少在国际社会层面，结果仍然是霍布斯式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尽管未必被观察到过，但是只需要看一下国家间关系，自然状态是不是现实就清楚了。应该说，要想像形成国内规范一样形成格劳秀斯的国际规范，所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从相对到普遍自然法的时间，还需要某种契约论以外的，没那么玫瑰色的多次流血——就像是三十年战争激发了格劳秀斯的思考那样。
金德尔伯格陷阱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是美国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霸权稳定理论奠基者之一。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但又未能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美国尽管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对全球化而言，就缺少了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 2017年1月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的文章里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该陷阱论逆向思考，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帕累托最优，也称为帕累托效率，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它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提出，在经济学、工程学等学科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关帝是中国第二大民间信仰，香火仅次于观世音菩萨。早在隋朝时期，人们就开始为关帝建庙。千年之后，中国各地的关帝庙早已不计其数，仅在台湾一地，关帝庙就有五百多座，信众多达800万，即使是在海外，也有关帝庙的身影。在中国人的心中，关羽是“忠、义、信、勇”的化身，是亿万中国人的道德楷模，祭拜关帝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和普通的信众比起来，关氏后裔的祭祖显得更加隆重。对关氏后人来说，祭拜先祖关公不仅是祈求关帝保佑平安，消灾避祸，更是要所有族人恪守祖训，弘扬先祖忠、义、信、勇的精神。 如果说，孔子是思想的巨人，那么关羽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者和现实化身。
关帝是中国第二大民间信仰，香火仅次于观世音菩萨。早在隋朝时期，人们就开始为关帝建庙。千年之后，中国各地的关帝庙早已不计其数，仅在台湾一地，关帝庙就有五百多座，信众多达800万，即使是在海外，也有关帝庙的身影。在中国人的心中，关羽是“忠、义、信、勇”的化身，是亿万中国人的道德楷模，祭拜关帝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和普通的信众比起来，关氏后裔的祭祖显得更加隆重。对关氏后人来说，祭拜先祖关公不仅是祈求关帝保佑平安，消灾避祸，更是要所有族人恪守祖训，弘扬先祖忠、义、信、勇的精神。 泼水节在傣族人民的语言系统中代表着汉族人民的“新年”，又有着“浴佛节”之称。 如果说，孔子是思想的巨人，那么关羽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者和现实化身。
佛法的正见，首先阐明人生的因果关系，在于苦、集、灭、道的四种真理：现在人生所得的苦果，是由过去招集的业因，现在修习出世的道因，将来可获得涅槃的乐果。信因果是信正理，并非迷信，世间不论什事物，它的生长与坏灭，都是含有因果性的。我们从浅的方面看，因果的道理很浅显，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也明白。但从深的地方看，那就非常地玄微，不论好因坏因，只要你种了下去，永久不会失去的，那就因我们生命本体的“阿赖耶识”中，保藏着善恶熏习的种子，虽经转世多生多劫，亦不会失坏的。故《因果经》谓：“纵经百千劫，所做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佛法自修笔记】无主宰的自由心；无分别的平等心；护生命的慈悲心；厌娑婆的出离心；救众生的菩提心；证圣道的清净心 。【佛学精粹】【以出世心】【为入世事】【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中土难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信解行证】【莫向外求】【舍彼此岸】【三世因果】【因缘果报】【因果不空】【寂照照寂切忌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绿度母心咒：嗡(ong) 达(da)咧(lie)都(du)达(da)咧(lie)都(du)咧(lie)莎(suo)哈(ha)观音心咒：唵(ong) 嘛(ma)呢(ni) 叭(ba)弥(mi) 吽(hong)莲师心咒：嗡啊吽班匝格热班玛色德吽韦驮菩萨心咒：嗡。韦驮。拉扎。沙娃。悉地。吽金刚萨埵心咒：ōng bānzhā er sa duǒhōng嗡 班 喳 尔 萨 垛 吽
20180512西医所及的范围在中医看来仅仅是解剖物质的死体，而中医也不过探索到人体的气脉──所谓活的肉体现象而已。佛法的度世救人，自始便以心为主，心即是精神，可用烦恼、智慧两个名词来说明。烦恼增加则精神混乱，智慧增加则精神清明；若在精神混乱的状态，任你用任何宗教、哲学、科学的手段来处理，都无法解决其问题于永久，但若能得智慧显现，则一切问题，不论是属于物质范围或精神范围，都将迎刃而解。所以，佛在世时，对于物质世界的自然现象不多做解释，例如世界有边无边、世界有始无始等这些问题，在佛看来都与解脱烦恼无关，重要的是如何运用修行的方法来消解烦恼、启发智慧。此所谓智慧，不是认识的分别心，而是无执著的自在心；既然心得自在，尚有什么精神或物质的局限呢？
在印度时代的佛教，是以精神的心涵盖物质的自然，讲心就已统摄了物质的自然现象。所谓“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烦恼的心称为识，清净的心称为智，凡是对于任何现象的拘执都属于烦恼的层次。佛法不重视诸法现象的探究，而是著重于如何转识成智，否则容易本末倒置，执著幻化的现象以为实体。心体无形、无相，亦不离形相；科学仅及于现象，现象多变而恒变，所以科学永远不会成为最后的证明，顶多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下向前努力。 科学仅及于物质世界的分析和探究，当然无法说明或表达佛法的真谛，但作为方便的教化，科学的态度当然需要。所以我们开始就说，佛法涵盖了科学，而不受科学所限制。
20180514吃素食，穿素衣，修素心，
20180515纵三世佛：指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 横三世佛：指中央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